有一部国产电视剧，我记不清片名，却始终没能忘记这样一段情节：为了改善教学环境，老师摆摊卖冰棍。老教师那尴尬、无奈的表情，令人一直难以忘怀，而当我见到陈春先，这个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的老教授，听到他冷静陈述关于让历史蓦然拐了一个弯的一连串的故事时，曾经在我脑海中的那一幕被刷新了—即使被人误解，对于创业，陈春先没有尴尬；对于阻挠，他也没有无奈。

和陈春先一起创业的纪世瀛讲起不懈追求的从前，讲起还在奋争的现在时，是激昂而热血沸腾的；陈春先叙述似乎遥远却又在眼前的历史，叙述只要头脑清楚便愉悦乐观的现在时，是平静而娓娓道来的。一个曾经破格从助理研究员升为研究员、在中科院物理所“擅做大项目”的教授形象，只在那精辟的叙述中，就勾勒出来了。 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陈春先一直在科技界辗转奔波，先是搞激光大能量，再搞有机半导体，又搞原子核聚变，没人曾想他会“转行”做生意。就是因为到美国参观核聚变实验室，他被硅谷神话和128公路震撼了。“美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于是，他们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主义社会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据一些当事人讲，对创业过程中的自我满足感的追求超过了营利的动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二十几年，这里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这是1980年陈春先参观回来一次发言的内容，现在回忆起来，陈春先说：“我们有条件和硅谷干得一样好，为什么不干？”一种动机很单纯的追求—事业和成就，直接促使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诞生，这第一家民营企业意味着民营科技扎根在中关村了。 “后头的故事偏到一边了”，陈春先说道，“最开始的时候，学硅谷并无人反对，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硅谷，但将服务部的收入作为津贴改写了这个故事。”为了打破大锅饭，服务部自行规定每个月每人有7元津贴，可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直接触动了知识分子是否能以知识谋利这根敏感的神经，一顶“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的帽子扣了下来。就是这7元钱，刮起了民营科技几乎无以负荷的狂风。然而，1983年《经济日报》一篇文章洗脱了7元钱的“贪污”之嫌，同时肯定了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的意义。民营科技得到了胡启立同志关于“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的批示，从而改写了这个故事，“电子一条街”出现了。

之后，中关村呈现爆炸式的发展，而对科学家做生意到底对不对的争论却一直持续到90年代。20年来，中关村随着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而经历了几番寒暑轮回。1999年，国务院批示后的中关村变化更大。

故事随着中关村的发展继续着。因为办企业而接触了社会的陈春先，研究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和科技交织的社会现状。无论是曾经风雨无阻的壮举，还是现今潜心攻关的研究，陈春先认为：“参加历史改革的进程就是高兴的”。视力下降、行动不便，经受二十几年的糖尿病肆虐的身躯却没有倒下。陈春先乐观地说：“心脏和肾也不太好，但幸好没有大问题，非崩溃性的。得了20年，这样的情况不算糟。”1998年和2000年，陈春先两次因为糖尿病的严重急症——酮中毒而生命垂危，可他依然挺过来了。“只要我的大脑还正常工作，生活就有意义”，陈春先还要冷眼观潮，去梳理那些需要阐明的道理。

带着一点对陈春先身体的忧虑，我走出了他的家。但更清晰的图景是那张占据了客厅、原来在公司用过的大会议桌，它映射着那段创业的时光，刻录了一个永远记录在中关村发展史册上强者的名字—陈春先。

（本文原标题为《引领中关村科技春天第一人——陈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