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溶:在惊险中见证历史
中国气象报记者 郭起豪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隔50年,94岁的陈学溶老人对当年的国庆记忆犹新。 1959年9月30日,他参加了前苏联领导赫鲁晓夫乘坐的民航专机气象保障。而当日首都机场出现一场罕见的浓雾。
陈学溶的女儿告诉记者,有关这一年的国庆民航专机保障的经历,父亲已经给她讲过很多次了。但这是不能忘却的记忆,父亲每讲一次都会异常激动、异常兴奋。
“过去50年了,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
那时,我国各机场民航气象台站建设初具规模,但大都成立不久,考虑到国庆期间民航气象保障任务将空前增加,中央气象局领导事先作出安排和部署。配合有关地区气象局和民航部门,派员分赴相关机场。陈学溶被派往首都机场做联络员。大约从1959年9月15日起到10月25日止的40天里,陈学溶未曾离开过首都机场一步,除负责联络外,还参与民航专机气象保障的日常工作。
“在这40天里,除了仅有的一次外,其余气象保障工作相当顺利。唯一的一次就是对前苏联领导赫鲁晓夫专机的气象保障,过程相当惊险,事情过去50年了,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陈学溶说。
“谁知从天亮前后水平能见度逐渐变坏”
赫鲁晓夫的专机预计在9月30日11时到达首都机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要到机场迎接。因此,专机气象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9月29日晚,首都机场气象台根据当时的天气形势和天气实况,预报次日天气晴好,适合飞机起降。 30日黎明以前,经过缜密会商,首都机场气象台仍维持原先的航站天气预报。 “谁知天亮前后开始,机场的水平能见度逐渐变坏,不久便下降到最低天气标准以下,机场关闭。”
首都机场气象台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大家又认真进行了一次会商,一致认为这种天气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辐射雾所致。陈学溶及时打电话向中央气象台业务领导王宪钊汇报相关情况,并希望得到中央气象台的帮助。不久,王宪钊回电话说,同意机场气象台的预报,并要陈学溶密切注意天气实况演变,加强联系。
“心中忐忑不安,但老天爷没有和我们开玩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首都机场能见度进一步降低,并出现北京秋季罕见的浓雾。但据西郊、南苑机场气象台报告,这两个机场能见度已经好转。民航总局领导和机场领导以及有关单位同志,或到气象台询问,或通过电话了解浓雾情况。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说,如果赫鲁晓夫专机不能按时降落,将带来许多严重问题。
陈学溶回忆说,北京西郊、南苑两个机场由于跑道偏短,不能接纳赫鲁晓夫乘坐的巨型专机;最近的备降机场是300公里外的某军用机场。“但是还要采取一系列严密的保卫措施,真是措手不及,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又不能去那里亲自迎接,此事非同小可。”
经过反复斟酌,陈学溶认为空气中的雾滴能够逐渐蒸发掉。“心中的确忐忑不安,但我们仍然坚持在专机到达前,能见度会达到标准,机场会开放的预报结论。最后,老天爷没有和我们开玩笑,10时以后浓雾变薄。”
“事毕之后,每当想起,我们仍然心有余悸”
11时15分前后,专机到达,雾已抬升,能见度也在2000米以上,机场开放。专机终于安全着陆,但是陈学溶等人仍未缓过神来。回想当时的情景,他的心情依旧难以平静,“事毕之后,每当想起,我们仍然心有余悸。”
时值秋季,为什么突然会出现一场罕见的浓雾而且难以消散呢?当时未能找到说服力很强的科学依据。事后人们说,为了保障机场清洁,9月29日晚,首都机场曾大范围喷洒过杀虫药剂。这不仅形成空中理想的凝结核,一些含油物质还会给雾滴的外围包裹一层薄膜,使雾滴难以蒸发。
“如果的确如此,倒是值得汲取的教训。”陈学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