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精神原子弹——访“两弹”功臣傅依备院士》）

傅依备，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放射化学与放射化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成功了多种放射化学的测试方法，对我国的核武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傅依备院士从四川化工学院化学系毕业。1955年留学苏联。1960年获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化学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讲师，1963年调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工作。曾任该院二所所长和院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九院）研究员，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原子分子工程所所长。先后获得国家级发明、科技进步等奖4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14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预研基金科技成果奖12项，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奖。1986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今年9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傅依备院士。我们向他介绍原子城纪念馆的情况时，他对我们的展示陈列内容提出意见建议。

傅院士开门见山地说，首先就搞这个教育基地，以我个人立场上讲，我觉的很好，很有必要。这个事情对于国家来说是个大事，对世界来说是有战斗性的。对我们国家来说，当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工业水平都很落实的情况，在青海金银滩把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我觉得从国家来说，应该有展示和揭露整个历史过程的地方或纪念馆，对后代的教育、振兴国民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内容主题上，第一是历史抉择很重要。当时，国家做出这么一个决策很了不起，这个彰显了老一代革命家的伟大和国家的战略眼光。因为我们国家当时很穷，刚建国，百废待兴，工业水平很低，科学水平很低，人才很缺乏。在这么个情况下，做这么个决策，非常了不起，现在看来这个决策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决策就没有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没有核武器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要把这个作为重点。第二是艰苦创业很重要，要说透讲透，包括1958年的建厂，我们没有体会。那个时候建筑工人包括技术人员，是非常苦的， 1958年国家正处困难时期，又加上青海是比较落后的，困难上加困难，他们建房修路，十分辛苦。现在去的人感觉不到，因为青海大变样，2000年我去青海的时候觉得完全变了，西宁成为一个现代城市了。现在很多人去青海，到金银滩，就当成一个浏览的地方，作为一个感受草原风光的地方，很难感受到那时候艰苦的环境。以前的老基地，现在也不是边远很荒凉之地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人口也不多，空气也很干净、清新。现在国家也发达了，距离慢慢拉平，尽管还有差异，但差异已经很小了，比过去小多了，因为大家都在进步、提升。所以，你不介绍它，人们就感觉不到，更想不到我们国家的“两弹”和核武器是在什么环境下创造出来的，这部分也很重要，特别是建筑工人那部分，要好好挖掘一下。

傅院士回忆起他到草原的前后情况。我第一次去是1964年4月份，去之前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张爱萍来给我们作动员，作动员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不愿意去，都觉得我们是战士，我们要作战，我们的前方就在青海。当时研究搞原子弹，搞核武器，在内地是不可能的，只有到偏辟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像美国人也选在偏远的地方，建在西北部的内华达州，也是一个大沙漠。当时他们整个国家经济水平高，交通、航空、通讯都很发达，尽管在偏远的地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仅是偏僻落后，而且交通、通讯也很不方便。到偏远的地方去，当时家属不能带，有孩子的人不能去，后来慢慢去了一些，当时主要考虑住宿的问题，还且生活环境，教育更不用说。

傅院士说，我去的时候胡仁宇院士是我们的领导。当时去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要我去解决一起矛盾，因为当时设计部门和加工部门关系紧张，相互不配合，搞不下去，要我去协调一下。4月份的时候，我们想不到大连海滨那么冷，也没空调，也没暖气，很冷。当时加工的工人师傅白天三班倒，晚上加班，搞的很晚。我在大连呆了一二十天问题解决了，设计部门和加工部门协调好了，很快把技术问题解决了。后来我就回北京，到北京之后就去青海了。

傅院士接着说，当时准备去青海的时候，我的腿有点痛，后来越痛越厉害，真是归心似箭，我一定要赶快走，不走圆不了参与核爆炸的梦。我是坐火车走的。当时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魏进喜，当时我们一起工作的。他照顾我上了火车，座位是硬卧。经过两天两夜，腿痛的越来越厉害，根本就不能走路了，生活难自理了。到221以后，我所在的单位马上派人来了，我到了西宁以后，有一个卡车，送到西宁招待所。送到招待所以后，马翔副院长在西宁，说这个样子怎么能上去，把我送到西宁市人民医院，医生就诊了半天，检查不出来什么病。理化手术、X光都做了，医生说没办法，治不了。当时马院长决定，不行了送北京。送回去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事情，但是没办法，马院长非常照顾我，专门给我批了一个软卧，当时软卧不是一般的人都住，不像现在一样。后来送到北京，到骨科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骨科医院，也是诊治半天，拍X光，能做的检查全部检查完了，医生说，你这个病检查不出来，可能是发病的初期，等到这个病发到很严重了，才能反映出来，才能检查，要在家里呆一个月以后再回来。没办法，回到家以后，怎么办呐，痛的厉害，到北京中医院去扎针灸，一个多星期，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扎了一个月，没有一点作用，后来我爱人的姑妈介绍，北京军区医院261医院专门治骨科，效果很好。我也到那去了，空间小又潮湿又冷，我就在那里扎针，后来慢慢有所好转。住了几个月，到了10月份，实验部胡院士给我来了个电报，我们都知道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让我赶快回来，我接到电报非常高兴，你还可以发挥作用，又坐上火车，到西宁，接我去了221厂。到了之后，在七厂工作。七厂离生活区有一段距离，上班要坐班车，当时领导考虑座班车不方便，干脆住在七厂。

傅院士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讲一下当时的感受，当时条件很艰苦，10月份去的时候下雪，气压很低，又干燥，非常不习惯。不习惯最重要的反应就是睡觉，睡觉睡不好；再一个吃饭不习惯，主要是没有高压锅，馒头蒸不熟，馒头一捏就死疙瘩，米饭吃起来像沙子一样，不熟，夹生的。另外，那时的住宿条件很糟，因为我们试验部都是科研人员，其他厂房的如一、二、三厂主要是以工人为主，他们条件比我们差，我们住的黄楼。现在的黄楼还在，上次我去的时候专门看了一下，你们管理的比较好，像新的一样，比较漂亮，外面还有雕塑，我当时带着爱人去了，她说这个地方挺好的嘛，根本想不到那个时候的艰苦。后来几年，我们栽树，树很难活。现在树长的很好，我觉得看到了奇迹了；气候也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也不觉得是一个很苦的地方，不仅心里想是苦的地方，去了以后感受的也是个苦的地方，现在去完全打破了这种障碍和看法，现在环境很好，大家不会想到那是个艰苦的地方，介绍当时艰苦的环境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人家不会理解。当时去之后，连办公桌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包装的行礼箱子，大的木箱子就是办公桌，小的箱子就是凳子。就是这个条件，真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上，这句话不是夸大，确确实实这样的。我现在想，我觉得可能没人想到这些事，没人了解这些事，甚至有些人不可思议，你们怎么这么干。但当时就是这么个环境，过去就那个条件，要把原子弹造出来，就这么个精神，就靠精神把原子弹造出来了，我觉得你们纪念馆把这个精神展示出来，向后人介绍，我觉得对人应该有这样的启示，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