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含（1924-2016），曾用名胡笃融，祖籍湖南湘潭，我国著名的植物体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植物胚胎生物学家。
胡含的人生经历可谓是波澜壮阔，他出生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投入实际行动。1924年4月3日，胡含出生在北京烂缦胡同湖南会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国民政府的下属部门就职。祖上世代都以“办学育人、当官为民”立家，其最密切的叔祖父胡元倓在长沙兴办的明德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新型学校之一，与南开学堂齐名，被誉为“北有南开，南有明德”，属于典型的经学之家、书香门第胡含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哥哥姐姐也都受过高等教育，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1929年，胡含随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实验小学，1936年读南京第二中学，“七七事变”后迁回湖南，就读于明德中学。胡含很早就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并付之行动，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与那个年代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状态寻找出路，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以此为追求的理想和信仰。十七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二十岁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奔赴鄂像皖边区参军入伍，成为新四军战士，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就从这里打响。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随军突破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亲眼见身边的战友倒下，自己也差点就为国捐躯。退守到秦岭大山里面打游击战时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更可能随时献出生命。在亲历了出生入死、九死一生朝的战争年代，没有退缩、没有动摇，可见胡含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1947年，胡含来到晋翼鲁豫边区的太行山区长治，与来自延安自然科学院农艺系的一些同志筹建了北方大学农学院，开始了科研教学生涯。其后北方大学迁往石家庄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往北京，在中央的指示下与清华、北大的农学院合并建立了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1951年，又参与组建了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前身）。胡含是最早一批创业者，并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为了更系统地学习遗传学，胡含报名参加了外国语学院俄语专科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被选拔为留学苏联的研究生，派往基辅大学农学院。因专业不对口，经两度转学最终来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选种教研室，攻植物细胞遗传学专业，开展植物胚胎发育与细胞遗传学研究。其学位论文为“小麦、黑麦及其杂种受精过程中的细胞胚胎学及细胞化学的研究”，并且在苏联的《细胞学》期刊上发表。
1960年初，胡含毕业后回国来到新成立的遗传研究所（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工作，组建了自己的植物细胞遗传研究组，基本以研究植物胚胎学为主。当年他在《遗传学集刊》上发表了归国后第一篇论文：“关于小麦与黑麦远缘杂交的受精过程及胚胎发育初期的一些特征”。同时胡含被推选为所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科研业务管理，筹建了研究所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几乎囊括了国内遗传学界所有知名学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胡含研究员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有生物学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在国际上首先通过普通小麦花粉离体培养技术诱导出再生植株，并于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小麦花粉植株的诱导及其后代的观察”论文，完整地论述了小麦花粉诱导成苗的全过程和详细的细胞学观察分析，并探讨了单倍体植株染色体加倍的遗传机理。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给予高度评价，被认为开辟了小麦单倍体育种和植物遗传学研究的新领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促进了我国主要农作物单倍体育种和体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发展。
这项科研成果就是在胡含先生所在的科研小组全体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当时的科研条件极其简陋，他们怀着为我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赤诚之心，凭借获得的点滴信息，大胆地开展了探索性研究。没有条件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动用了全所可利用的资源，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一次次试验，攻克一道道难关》皇天不负有心人，小麦花粉育株技术难题最终被中国科研人员率先攻克。
小麦花粉植株再生成功之后，胡含对一个小小花粉在离体状态下竟能神奇地发育长成为完整植株的现象充满兴趣，探究其离体细胞遗传规律并利用花粉培育出新品种就成了首要目标。随后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到了小麦花粉单倍体的细胞遗传学原理和育种应用研究方面，先后发现了小麦花粉植株变异的普遍性规律、阐明了变异的细胞遗传学机制、提出并论证了配子类型在花粉植株中充分表达的理论，建立了高效的花粉小麦染色体工程新体系，培育了一大批源于花粉再生的类型异常丰富的小麦染色体工程材料。胡含由此奠定了学术地位，被誉为世界上对植物单倍体遗传学贡献最大的五位科学家之一。
胡含于1977年至1987年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十年间为遗传研究所的科研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首要的就是重视人才培养，为每位科研人员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科研环境条件，并着力理顺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科研秩序，从其他院所引进人才充实到研究所各个学科领域，将曾经单一的植物遗传学研究建设成为包括动物、微生物、人类医学遗传的齐全的遗传学科的研究所，推动了分子遗传学研究，等等。同时胡含也很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从招收第一届学生起，就尽可能为培养学生创造条件，给予生活、学习各方面的照顾，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积极争取推荐优秀的学生到国外进修。胡含的工作风格是育苗也育人，这一切举措对以后的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卸任所长后，获知国家启动了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为加强研究所的基础研究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第一时间就进行认真策划、积极申报，成功组建了遗传所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出任第一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含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胡含潜心植物遗传学研究五十余年，其中专门从事小麦单倍体遗传学研究近三十年，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八十余篇，主持召开了植物单倍体和遗传操作国际学术会议三次（1978、1982、1984），编撰论文集三部，出版 Haploid of Higher Plants in V itro和《植物体细胞遗传与作物改良》专著两部，并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的《植物体细胞遗传与作物改良》，合作编撰《中、日、英染色体词典》一部。胡含作为第一或主要完成人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78）、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奖（1978）、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5）、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6）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他曾主持“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细胞工程育种”专题，由于成果显著而荣获工委一部特别鼓励奖，并于2001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胡含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植物单倍体遗传学研究和遗传育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确立和保持我国长期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功不可没。
胡含的一生灿烂辉煌。生于诗书世家，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青少年投身革命，后参加新四军，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斗洗礼。步入科学殿堂后，他学术思想活跃，科学态度严谨，锐意进取，持之以恒，呕心沥血五十年，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堪称科研人之楷模。胡含这一辈的老科学家中，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多。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是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他富有传奇性的学术成长经历值得探索借鉴。
胡含（1924-2016），曾用名胡笃融，祖籍湖南湘潭，我国著名的植物体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植物胚胎生物学家。
胡含的人生经历可谓是波澜壮阔，他出生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投入实际行动。1924年4月3日，胡含出生在北京烂缦胡同湖南会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国民政府的下属部门就职。祖上世代都以“办学育人、当官为民”立家，其最密切的叔祖父胡元倓在长沙兴办的明德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新型学校之一，与南开学堂齐名，被誉为“北有南开，南有明德”，属于典型的经学之家、书香门第胡含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哥哥姐姐也都受过高等教育，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1929年，胡含随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实验小学，1936年读南京第二中学，“七七事变”后迁回湖南，就读于明德中学。胡含很早就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并付之行动，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与那个年代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状态寻找出路，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以此为追求的理想和信仰。十七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二十岁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奔赴鄂像皖边区参军入伍，成为新四军战士，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就从这里打响。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随军突破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亲眼见身边的战友倒下，自己也差点就为国捐躯。退守到秦岭大山里面打游击战时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更可能随时献出生命。在亲历了出生入死、九死一生朝的战争年代，没有退缩、没有动摇，可见胡含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1947年，胡含来到晋翼鲁豫边区的太行山区长治，与来自延安自然科学院农艺系的一些同志筹建了北方大学农学院，开始了科研教学生涯。其后北方大学迁往石家庄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往北京，在中央的指示下与清华、北大的农学院合并建立了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1951年，又参与组建了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前身）。胡含是最早一批创业者，并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为了更系统地学习遗传学，胡含报名参加了外国语学院俄语专科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被选拔为留学苏联的研究生，派往基辅大学农学院。因专业不对口，经两度转学最终来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选种教研室，攻植物细胞遗传学专业，开展植物胚胎发育与细胞遗传学研究。其学位论文为“小麦、黑麦及其杂种受精过程中的细胞胚胎学及细胞化学的研究”，并且在苏联的《细胞学》期刊上发表。
1960年初，胡含毕业后回国来到新成立的遗传研究所（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工作，组建了自己的植物细胞遗传研究组，基本以研究植物胚胎学为主。当年他在《遗传学集刊》上发表了归国后第一篇论文：“关于小麦与黑麦远缘杂交的受精过程及胚胎发育初期的一些特征”。同时胡含被推选为所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科研业务管理，筹建了研究所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几乎囊括了国内遗传学界所有知名学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胡含研究员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有生物学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在国际上首先通过普通小麦花粉离体培养技术诱导出再生植株，并于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小麦花粉植株的诱导及其后代的观察”论文，完整地论述了小麦花粉诱导成苗的全过程和详细的细胞学观察分析，并探讨了单倍体植株染色体加倍的遗传机理。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给予高度评价，被认为开辟了小麦单倍体育种和植物遗传学研究的新领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促进了我国主要农作物单倍体育种和体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发展。
这项科研成果就是在胡含先生所在的科研小组全体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当时的科研条件极其简陋，他们怀着为我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赤诚之心，凭借获得的点滴信息，大胆地开展了探索性研究。没有条件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动用了全所可利用的资源，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一次次试验，攻克一道道难关》皇天不负有心人，小麦花粉育株技术难题最终被中国科研人员率先攻克。
小麦花粉植株再生成功之后，胡含对一个小小花粉在离体状态下竟能神奇地发育长成为完整植株的现象充满兴趣，探究其离体细胞遗传规律并利用花粉培育出新品种就成了首要目标。随后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到了小麦花粉单倍体的细胞遗传学原理和育种应用研究方面，先后发现了小麦花粉植株变异的普遍性规律、阐明了变异的细胞遗传学机制、提出并论证了配子类型在花粉植株中充分表达的理论，建立了高效的花粉小麦染色体工程新体系，培育了一大批源于花粉再生的类型异常丰富的小麦染色体工程材料。胡含由此奠定了学术地位，被誉为世界上对植物单倍体遗传学贡献最大的五位科学家之一。
胡含于1977年至1987年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十年间为遗传研究所的科研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首要的就是重视人才培养，为每位科研人员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科研环境条件，并着力理顺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科研秩序，从其他院所引进人才充实到研究所各个学科领域，将曾经单一的植物遗传学研究建设成为包括动物、微生物、人类医学遗传的齐全的遗传学科的研究所，推动了分子遗传学研究，等等。同时胡含也很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从招收第一届学生起，就尽可能为培养学生创造条件，给予生活、学习各方面的照顾，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积极争取推荐优秀的学生到国外进修。胡含的工作风格是育苗也育人，这一切举措对以后的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卸任所长后，获知国家启动了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为加强研究所的基础研究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第一时间就进行认真策划、积极申报，成功组建了遗传所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出任第一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含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胡含潜心植物遗传学研究五十余年，其中专门从事小麦单倍体遗传学研究近三十年，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八十余篇，主持召开了植物单倍体和遗传操作国际学术会议三次（1978、1982、1984），编撰论文集三部，出版 Haploid of Higher Plants in V itro和《植物体细胞遗传与作物改良》专著两部，并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的《植物体细胞遗传与作物改良》，合作编撰《中、日、英染色体词典》一部。胡含作为第一或主要完成人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78）、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奖（1978）、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5）、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6）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他曾主持“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细胞工程育种”专题，由于成果显著而荣获工委一部特别鼓励奖，并于2001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胡含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植物单倍体遗传学研究和遗传育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确立和保持我国长期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功不可没。
胡含的一生灿烂辉煌。生于诗书世家，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青少年投身革命，后参加新四军，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斗洗礼。步入科学殿堂后，他学术思想活跃，科学态度严谨，锐意进取，持之以恒，呕心沥血五十年，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堪称科研人之楷模。胡含这一辈的老科学家中，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多。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是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他富有传奇性的学术成长经历值得探索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