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一贯爱护年轻同志，满怀热情地扶植他们成长，她诚恳地支持他们的工作，切实地为他们争取和创造条件。当时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条件很差，时间紧迫，要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担负工作。何泽慧的特点是放手敢让年轻人去负责，这样他们就成长得快。每当他们工作上遇到挫折时，总能得到她及时的鼓励和中肯的指点。她关心年轻人的生活疾苦，而在思想上则严格要求，以自己的行动作他们的榜样：不计得失，不图名利，襟怀开阔，埋头苦干。
1958年9月，何泽慧派张焕乔到莫斯科的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他当时正在参与建造中子晶体谱仪的“献礼”项目，开始不愿去。才去了两个多月，收到国内不断“献礼”的消息，他也很想回来“献礼”，就给何泽慧写信要求回来。何泽慧的回信只有半页纸，信里她有些愠怒，直截了当地指出：“你去到这儿，主要是学习人家的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经验，这个东西是你们年轻人身上不足的，正是你所需要的，而是你身上不具备的。”何泽慧的忠告及时打动了张焕乔的内心，让他冷静了下来。
1960年秋，张焕乔调到裂变物理组，在何泽慧领导下开展工作。谈起何泽慧对他的引导和影响，张焕乔说：“何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勇于进取和创新，不要迷信外国人，走自己的路，要在现实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想办法做出高水平的工作。”何泽慧特别不赞成中国人比外国人低一头的错误观念，认为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不要迷信外国人。她非常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她是室主任，小组每周举行一次的学术活动，不管她怎么忙都来参加。另外她有时候还把4室的一些理论家请来，跟他们一起讨论。
在培养人才方面，何泽慧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她的领导特点是比较放开，注重年轻人的自由发展，不要求每周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在60年代初期，何泽慧搞了一次突击考试，没有提前通知，突然进行。她当然不是故意要把大家考倒，而是想了解一下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大家的真实水平，目标是要了解培养年轻人。新参加工作的同志需要学习基础理论，她也采用“互教互学”的办法，让每个人都当老师。一般不到两年，这些“新人”就基本上可以独立担负工作。
何泽慧给年轻人出一个题目，指定研究领域，并不直接干预指挥，而是发挥年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信任和尊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干，她则给予指点。要解决哪些问题，关键问题在哪里，她和大家一道平等讨论，不以权威自居，自然地引导年轻人的思路，互相启发，通过自由争论，使认识得到提高。作为室主任，她经常下到各组了解情况，为了“强迫”年轻人呼吸新鲜空气，就建议到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谈工作。她总是仔细倾听，在关键处给些指点。
其次，她总是能够看到下一步的发展，及早地提醒年轻人扩展研究的领域。她让年轻人提前准备知识，积极拓展，不死守一个领域。张焕乔讲到，当时他在戴传曾手下，任务是做中子截面测验，但是何泽慧告诉他，做的时候除了注意中子截面的知识积累外，还要考虑中子衍射，需要用到凝聚态物理。
在1960年研究所的“新技术革新运动”中，杨桢在重水反应堆的中子晶体谱仪上发现，石英晶体压电震荡后，中子通过晶体衍射出来的数据强度增加了。这是一个科学发现，何泽慧非常重视，组织确认是不是真的增强了。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还是何泽慧用乳胶去证实，在乳胶上看见中子反冲的径迹的确增多了。晶体加电场和不加电场，晶体振动和不振动，中子数是不一样的，从而肯定了这个现象是新发现。何泽慧一直主持这个讨论，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此事的张焕乔据此写出了《压电振荡石英单晶中子衍射增强现象的解释》一文，指出晶体压电振动产生应变，引起晶格有一动态变化，导致晶体对中子衍射有效厚度增加，同时提出实验的验证方案。该项成果后来获得了198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而年轻人也从中学到了科学家怎么对待一个新发现，从何泽慧身上看到了严谨的作风。“不是轻易说这个东西你拿去发表啊，她要想办法证实，她想了很多办法，这个工作我觉得做得很好。”
1960年，何泽慧看到当时不少人受“大跃进”的一些错误思想影响，对于如何进行科学工作有若干不恰当的想法和做法，心里很着急。她找陆祖荫等人商量后，决定与陆祖荫一起，把德国物理学家博特教授的文章《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告》全文译出，加上苏联巴甫洛夫教授的对年轻科学家的谈话，一起介绍给大家。又是“忠告”，又是“谈话”，年轻人读了之后，都感到很受教益。事实上，她这样做，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合拍，是冒着风险的。博特的文章是他去世前不久写下的，他所总结的科研经验无疑也体现在何泽慧的工作中。她译出这篇文章也是对博特教授的纪念。
德国教授波特于1954年与麦克思·蓬因发展了测量宇宙线用的符合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金，于1957年2月逝世。本文是他去世前几个星期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许多切身经验之谈，虽然他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不完全同意，但他的经验有些对我们有用处，因此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之。——译者
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告
波 特
1. 想法
有些人曾经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产生了一种想法，从这种想法出发，他建立了他的科学活动生涯。可是一般的规律却与这不同。在一个人想出的100个想法当中，90个可以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不合时机的，无足轻重的，错误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可是在余下的10个想法当中，总会有一个想法是最有希望、最实际而最容易实现的，需要花时间把它找出来。一旦找到了这个想法，就要用全力来实现它。
2. 简单和灵活性
尽管使用罐头铁皮和封蜡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还是应当尽量使你的实验装置越简单越灵活越好。最理想的实验装置应当是在实验目的达到之后，装置就坏掉了。装置仪器最好从房间的中央开始。做一个新的实验，首先要把它从头到尾粗略地做一遍。尽管这样会引起许多麻烦，还是应当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规矩来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立刻可以知道各种困难所在和产生误差的来源。最大的困难常常会出现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物理学家也只是人，不可能一切都预先料到。但是以后每一次的进攻都应当加以考虑。卢瑟福指出过，改变一下实验方法常常会对我们有帮助。时常会发现原来的计划和目的无法再坚持下去，在放弃这个实验之前，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它行不通，然后也要有勇气来中断它。只要正确地操作，就会使仪器发挥它最好的作用。
即使是可以做得下去的实验，由于为了另一个更基本的目的去改变它，还是值得的。主要的问题是像维恩所说的，当你做实验时，你的眼睛要睁着。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快地改变实验方向，实验设备一定要简单明了，而且可以移动。附属的设备，例如复杂的电子学线路等必须是良好的。附带说一句，不设法修好损坏了的仪器而简单地送还库房是物理学家该死的罪过。
3. 科学工作的经济
每天应该安排一个日程表，常常你不会按照它行事，那末你就应当找出原因来(鲍里说过一个笑话：曾经这样以为过，在德国标准局里，在每天下班的时候，宇宙线就被关掉了。这话有一点道理)。没有日程表，一件工作就会消磨下去而得不到实际的结果。一个日程表会鼓励人集中精力在一个具体的目标上，防止他消耗在枝节的小事情上。物理学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休闲，但休闲时亦必须进行思想的活动。
不只一次发生过，从一个不合理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叙述开始，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可以和一条古老的军事规律来比较，后者大意上说：做错一些事情比什么也不做要好些)。即便是一个“愚蠢”的实验，如果不太花费时间，也完全可以冒一次险去做一下。要经常去了解文献，但不要因为自己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工作而感到非常害怕。即使两个工作者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这还不等于是完全相同，至少各人的着重点是不同的。
4. 工作记录本
这也是一个会犯不少罪过的地方。应当根本避免将测量结果记在活页本或零散的纸上。如果已经记在上面了，那么应当立刻将它贴在工作记录本上或者重新抄上去。盖革常常谈起他跟卢瑟福工作时的一个反面例子，有一次卢瑟福正在读硫化锌上的闪烁记数，他坐在旁边，卢瑟福要他把读出的数目立刻记下来。但不幸的是工作记录本不在手边，卢瑟福就对他尖声喊叫“写在你的袖子上!”
一般说来，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马上记在工作记录本上，右边记测得的数据，左边记下计算、实验装备草图、备注和结果。本子上各页要挨次表明是第几页，从本子上撕下纸页，或者将记有数据的活页扔掉也是该死的罪过。当一个实验必须暂停，中断或者放弃不做时，必须将可以使人信服应当中断的原因写在本子左边。所有记录本都要妥善地保存好，因为当初有些以为是错了东西，可能在过了一些时候甚至许多年以后会发现它有重要的意义。
5. 写文章
写文章要开始的越早越好，最迟当测量测完，就马上应当开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等到仪器拆掉后才开始。在测量完后去休假，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再开始写总结是很不好的行为，也是组织工作上的错误。因为第一是记录本上可能有不清楚处，需要在测量的情况在脑中记忆犹新时写总结;第二是人们往往只有到写报告的时候才注意到论证中还有缺陷，而这些缺陷往往只需要在那原来的仪器装置上再额外地做一点实验就可以解决。稍微夸张一点说，到测量结束时，你的手稿应该除了还需要填入最后的结果以外，大部分已经写完了。
多考虑一下报告的风格常常是值得的，总的目标应当是简单清楚，句子要短，不要用曲折啰唆的句子。首先应当考虑如何明确地叙述你所得到的结果和结论。
写好以后，让这手稿放一两个星期，然后再用对你的工作只是稍感兴趣而抱怀疑态度的读者的眼光再来看一遍，于是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润饰定稿。
一般来说，如果你做工作而不能完全被工作迷住，就最好别做它。每个人必须要认识到不仅要使自己在工作时间内，而且要在工作时间以外都在酝酿工作中的问题才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一个不好的标志。
(何泽慧，陆祖荫译自德文杂志“Physikalische Bltter”。1958年第1期)
何泽慧一贯爱护年轻同志，满怀热情地扶植他们成长，她诚恳地支持他们的工作，切实地为他们争取和创造条件。当时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条件很差，时间紧迫，要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担负工作。何泽慧的特点是放手敢让年轻人去负责，这样他们就成长得快。每当他们工作上遇到挫折时，总能得到她及时的鼓励和中肯的指点。她关心年轻人的生活疾苦，而在思想上则严格要求，以自己的行动作他们的榜样：不计得失，不图名利，襟怀开阔，埋头苦干。
1958年9月，何泽慧派张焕乔到莫斯科的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他当时正在参与建造中子晶体谱仪的“献礼”项目，开始不愿去。才去了两个多月，收到国内不断“献礼”的消息，他也很想回来“献礼”，就给何泽慧写信要求回来。何泽慧的回信只有半页纸，信里她有些愠怒，直截了当地指出：“你去到这儿，主要是学习人家的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经验，这个东西是你们年轻人身上不足的，正是你所需要的，而是你身上不具备的。”何泽慧的忠告及时打动了张焕乔的内心，让他冷静了下来。
1960年秋，张焕乔调到裂变物理组，在何泽慧领导下开展工作。谈起何泽慧对他的引导和影响，张焕乔说：“何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勇于进取和创新，不要迷信外国人，走自己的路，要在现实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想办法做出高水平的工作。”何泽慧特别不赞成中国人比外国人低一头的错误观念，认为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不要迷信外国人。她非常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她是室主任，小组每周举行一次的学术活动，不管她怎么忙都来参加。另外她有时候还把4室的一些理论家请来，跟他们一起讨论。
在培养人才方面，何泽慧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她的领导特点是比较放开，注重年轻人的自由发展，不要求每周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在60年代初期，何泽慧搞了一次突击考试，没有提前通知，突然进行。她当然不是故意要把大家考倒，而是想了解一下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大家的真实水平，目标是要了解培养年轻人。新参加工作的同志需要学习基础理论，她也采用“互教互学”的办法，让每个人都当老师。一般不到两年，这些“新人”就基本上可以独立担负工作。
何泽慧给年轻人出一个题目，指定研究领域，并不直接干预指挥，而是发挥年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信任和尊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干，她则给予指点。要解决哪些问题，关键问题在哪里，她和大家一道平等讨论，不以权威自居，自然地引导年轻人的思路，互相启发，通过自由争论，使认识得到提高。作为室主任，她经常下到各组了解情况，为了“强迫”年轻人呼吸新鲜空气，就建议到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谈工作。她总是仔细倾听，在关键处给些指点。
其次，她总是能够看到下一步的发展，及早地提醒年轻人扩展研究的领域。她让年轻人提前准备知识，积极拓展，不死守一个领域。张焕乔讲到，当时他在戴传曾手下，任务是做中子截面测验，但是何泽慧告诉他，做的时候除了注意中子截面的知识积累外，还要考虑中子衍射，需要用到凝聚态物理。
在1960年研究所的“新技术革新运动”中，杨桢在重水反应堆的中子晶体谱仪上发现，石英晶体压电震荡后，中子通过晶体衍射出来的数据强度增加了。这是一个科学发现，何泽慧非常重视，组织确认是不是真的增强了。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还是何泽慧用乳胶去证实，在乳胶上看见中子反冲的径迹的确增多了。晶体加电场和不加电场，晶体振动和不振动，中子数是不一样的，从而肯定了这个现象是新发现。何泽慧一直主持这个讨论，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此事的张焕乔据此写出了《压电振荡石英单晶中子衍射增强现象的解释》一文，指出晶体压电振动产生应变，引起晶格有一动态变化，导致晶体对中子衍射有效厚度增加，同时提出实验的验证方案。该项成果后来获得了198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而年轻人也从中学到了科学家怎么对待一个新发现，从何泽慧身上看到了严谨的作风。“不是轻易说这个东西你拿去发表啊，她要想办法证实，她想了很多办法，这个工作我觉得做得很好。”
1960年，何泽慧看到当时不少人受“大跃进”的一些错误思想影响，对于如何进行科学工作有若干不恰当的想法和做法，心里很着急。她找陆祖荫等人商量后，决定与陆祖荫一起，把德国物理学家博特教授的文章《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告》全文译出，加上苏联巴甫洛夫教授的对年轻科学家的谈话，一起介绍给大家。又是“忠告”，又是“谈话”，年轻人读了之后，都感到很受教益。事实上，她这样做，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合拍，是冒着风险的。博特的文章是他去世前不久写下的，他所总结的科研经验无疑也体现在何泽慧的工作中。她译出这篇文章也是对博特教授的纪念。
德国教授波特于1954年与麦克思·蓬因发展了测量宇宙线用的符合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金，于1957年2月逝世。本文是他去世前几个星期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许多切身经验之谈，虽然他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不完全同意，但他的经验有些对我们有用处，因此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之。——译者
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告
波 特
1. 想法
有些人曾经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产生了一种想法，从这种想法出发，他建立了他的科学活动生涯。可是一般的规律却与这不同。在一个人想出的100个想法当中，90个可以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不合时机的，无足轻重的，错误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可是在余下的10个想法当中，总会有一个想法是最有希望、最实际而最容易实现的，需要花时间把它找出来。一旦找到了这个想法，就要用全力来实现它。
2. 简单和灵活性
尽管使用罐头铁皮和封蜡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还是应当尽量使你的实验装置越简单越灵活越好。最理想的实验装置应当是在实验目的达到之后，装置就坏掉了。装置仪器最好从房间的中央开始。做一个新的实验，首先要把它从头到尾粗略地做一遍。尽管这样会引起许多麻烦，还是应当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规矩来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立刻可以知道各种困难所在和产生误差的来源。最大的困难常常会出现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物理学家也只是人，不可能一切都预先料到。但是以后每一次的进攻都应当加以考虑。卢瑟福指出过，改变一下实验方法常常会对我们有帮助。时常会发现原来的计划和目的无法再坚持下去，在放弃这个实验之前，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它行不通，然后也要有勇气来中断它。只要正确地操作，就会使仪器发挥它最好的作用。
即使是可以做得下去的实验，由于为了另一个更基本的目的去改变它，还是值得的。主要的问题是像维恩所说的，当你做实验时，你的眼睛要睁着。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快地改变实验方向，实验设备一定要简单明了，而且可以移动。附属的设备，例如复杂的电子学线路等必须是良好的。附带说一句，不设法修好损坏了的仪器而简单地送还库房是物理学家该死的罪过。
3. 科学工作的经济
每天应该安排一个日程表，常常你不会按照它行事，那末你就应当找出原因来(鲍里说过一个笑话：曾经这样以为过，在德国标准局里，在每天下班的时候，宇宙线就被关掉了。这话有一点道理)。没有日程表，一件工作就会消磨下去而得不到实际的结果。一个日程表会鼓励人集中精力在一个具体的目标上，防止他消耗在枝节的小事情上。物理学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休闲，但休闲时亦必须进行思想的活动。
不只一次发生过，从一个不合理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叙述开始，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可以和一条古老的军事规律来比较，后者大意上说：做错一些事情比什么也不做要好些)。即便是一个“愚蠢”的实验，如果不太花费时间，也完全可以冒一次险去做一下。要经常去了解文献，但不要因为自己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工作而感到非常害怕。即使两个工作者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这还不等于是完全相同，至少各人的着重点是不同的。
4. 工作记录本
这也是一个会犯不少罪过的地方。应当根本避免将测量结果记在活页本或零散的纸上。如果已经记在上面了，那么应当立刻将它贴在工作记录本上或者重新抄上去。盖革常常谈起他跟卢瑟福工作时的一个反面例子，有一次卢瑟福正在读硫化锌上的闪烁记数，他坐在旁边，卢瑟福要他把读出的数目立刻记下来。但不幸的是工作记录本不在手边，卢瑟福就对他尖声喊叫“写在你的袖子上!”
一般说来，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马上记在工作记录本上，右边记测得的数据，左边记下计算、实验装备草图、备注和结果。本子上各页要挨次表明是第几页，从本子上撕下纸页，或者将记有数据的活页扔掉也是该死的罪过。当一个实验必须暂停，中断或者放弃不做时，必须将可以使人信服应当中断的原因写在本子左边。所有记录本都要妥善地保存好，因为当初有些以为是错了东西，可能在过了一些时候甚至许多年以后会发现它有重要的意义。
5. 写文章
写文章要开始的越早越好，最迟当测量测完，就马上应当开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等到仪器拆掉后才开始。在测量完后去休假，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再开始写总结是很不好的行为，也是组织工作上的错误。因为第一是记录本上可能有不清楚处，需要在测量的情况在脑中记忆犹新时写总结;第二是人们往往只有到写报告的时候才注意到论证中还有缺陷，而这些缺陷往往只需要在那原来的仪器装置上再额外地做一点实验就可以解决。稍微夸张一点说，到测量结束时，你的手稿应该除了还需要填入最后的结果以外，大部分已经写完了。
多考虑一下报告的风格常常是值得的，总的目标应当是简单清楚，句子要短，不要用曲折啰唆的句子。首先应当考虑如何明确地叙述你所得到的结果和结论。
写好以后，让这手稿放一两个星期，然后再用对你的工作只是稍感兴趣而抱怀疑态度的读者的眼光再来看一遍，于是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润饰定稿。
一般来说，如果你做工作而不能完全被工作迷住，就最好别做它。每个人必须要认识到不仅要使自己在工作时间内，而且要在工作时间以外都在酝酿工作中的问题才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一个不好的标志。
(何泽慧，陆祖荫译自德文杂志“Physikalische Bltter”。195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