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珺：“祖国需要我”
原标题：“祖国需要我”，他是荣获世界地质学最高荣誉的第一个中国人
1996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气氛热烈。被誉为国际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地质大会首次在我国举办，来自世界10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位地质科学家齐聚一堂。
此次大会还评选出了国际地学最高奖“斯潘迪亚罗夫奖”，而获奖者正是我国沉积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珺。他也是百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其实，这既不是刘宝珺第一次蜚声海内外，也不是他开创“首次”获奖的先例。
作为国际地科联“全球沉积委员会”领导成员和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他曾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并参与了国际全球沉积地质研究工作，也积极将国外最新的前沿资讯、研究方法和成果介绍到国内。
从事地学科研教学60多年来，刘宝珺在沉积动力学、岩相古地理学、层控矿床学、成岩成矿、全球变化、盆地分析等方面成果丰硕，发表论文120多篇，出版各类专著20部，并于1989年荣获首届中国地质学界的最高荣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他提出的“沉积期后分异作用与成矿作用”理论领先国际学术界；结合沉积学研究发现了罕见的“碳酸盐风暴岩”；开创了我国采用全球地质事件观点研究成矿作用的先河；主导绘制我国迄今最为系统详尽的岩相古地理图集；提出“统一地质场”理论，首次将全球变化的观念引入我国地学研究领域；主编《沉积岩石学》等我国首批专业沉积岩石学专著，对我国地质、石油、煤田、冶金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刘宝珺野外科学考察旧照
支持刘宝珺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山野间，在艰苦的地质行业不断取得累累硕果的，除了基于对地球科学执着的热爱，更深层次的则是他对祖国深切的爱！
出生于教育家庭的他，从小耳濡目染，热爱传统文化，崇拜科学家和国学大师，自小便立下科学报国的志向。“我们必须关心中国的前途，大家都在思考要投身到哪一领域救国，要么搞实业，要么学技术。”
将自己交给国家，听从祖国安排。“我很自豪地说，我的很多选择都是遵从初心。”
他第一次投身于祖国所需是从南开中学毕业时，本已被保送燕京大学化学系就读的刘宝珺，收到了一封清华地质系学长的来信。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5亿人口……国家很需要地质人才！”
面对国家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刘宝珺欣然从之。
1953年刘宝珺（前排中）与大学同学合影
1953年，毕业后的刘宝珺被分配到大西北找矿，全年在野外风餐露宿，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喝的水都是苦的。他后来回忆说：“根本不会考虑条件有多恶劣，就是觉得祖国需要我。”
60年代初期，沉积学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刘宝珺主动将这一学科引进国内，翻译多部专业著作，成为将国际沉积学前沿理论引入我国学术界的先驱者。
1971年，刘宝珺带队前往云南滇中砂岩铜矿展开地质探矿工作。经过多日勘察，他对先前根据经验总结形成的成矿古环境及矿床的成因结论，勇敢地提出了质疑。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白天外出实地考察，晚上查阅国内外资料。在收集多处矿石，研究矿石成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成矿古环境及矿床成因结论的新创见。这一新理论迅速推广到全国，为探测铅、锌、铀等矿种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他主编的《沉积岩石学》成为中国地质沉积学的开拓性专著，对我国地质、石油、煤炭、冶金等多个行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今仍是沉积学人才培养的经典教材之一。他牵头完成的我国南方迄今最为系统详尽的岩相古地理图集，被国外学者誉为岩相古地理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引导国内沉积地质工作者把全球变化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成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有关全球沉积地质研究工作的执牛耳者。
刘宝珺一辈子都在为我国地学事业谋发展，在国际上着力提升中国沉积地质科学话语权。刘宝珺也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他热心于资源环境保护、地质科普等事业，用另一种方式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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