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8日10时，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童秉纲院士在做客腾讯网时称，目前我国博士生数量已超过了美国，但我国科技水平还较为落后，博士生培养也存在急功近利现象。

中国科学院童秉纲院士做客腾讯网

以下为访谈实录：

郭桐兴：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院士访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哈尔滨点击查看哈尔滨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副会长，副理事长，香港点击查看香港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顾问委员会委员，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童秉纲先生。童老师，您好！

童秉纲：你好！

郭桐兴：欢迎您！

童秉纲：谢谢。

郭桐兴：童老师从事教育工作已经超过55年了，今天我们请您来主要就培养研究生和人生哲学这样一个话题想请您谈谈您的一些看法。首先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培养合格的研究生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什么关系？

童秉纲：我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到这里来出席访谈，乐意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去年开的十七大有两段话：一段是“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还有一段话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说明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人才的后备队伍从哪里来呢？我想最主要的是通过学校培养，从读过博士学位的人中间来挑选。当然，要成为精英型人才，有很多成才途径，我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为什么说要从博士学位获得者这里来挑选呢？因为近代大学不止100年了，实际上建立学位制以后有两种教育模式。

郭桐兴：哪两种呢？

童秉纲：一种是本科教育，本科教育主要还是知识传授型，主要以上课、考试为主，当然也要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但是主要是传授知识。他只要把各门功课考及格就能毕业。硕士生是博士生的初级阶段，博士生的教育模式是独立研究型，他的培养方式不一样，是由导师单独培养，有点像以前的私塾一样，目标是培养他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做创新性研究的能力，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应该有相当水平的创新性成果。

郭桐兴：对于博士学位一般来说都有什么要求？

童秉纲：博士学位从业务、知识水平、能力来讲，有这么三条要求。

郭桐兴：哪三条？

童秉纲：一条就是“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什么意思呢？他要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还有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这个并不是指要听多少课，是指他真正读懂了，是深读而不是浅读。社会上有一个名词叫浅读，因为现在的信息五花八门，光是增加知识本身，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问题是你掌握了多少，所以是一个深读，要对有关的基础理论真正理解它的深度，不应该是“不求甚解”。

郭桐兴：要求甚解？

童秉纲：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郭桐兴：这个怎么理解呢？

童秉纲：它是强调独立，独立就是要从头至尾他是研究的主角，什么主意他自己拿，导师帮助他，指点把关。他选了一个题目以后，他怎么进行调研，怎么提出问题，怎么进行研究，都是他的事。

郭桐兴：完全是自己独立的完成？

童秉纲：例如，现在我指导的研究生是硕-博连读生，学制为5年，他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按时毕业？完全取决于他独立工作的成效。他除了第一年要上课，第二年以后不上课了，都是独立研究。天天都像星期天，问题是怎么善于利用时间。所以念这个学位就有风险。

郭桐兴：风险在什么地方？

童秉纲：就是它不像本科通过考试一样，考试及格就能毕业，而是要独立做出论文来，符合质量，而且具备了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就是说以后你能够独立承担课题，你有这个能力了。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

郭桐兴：他的知识来源并不完全靠老师的传授？

童秉纲：不是，导师只给他指点，他应该向所有各方面的专家请教问题，包括给海外的科学家发E—mail向人家请教，完全不是以老师作为模式。总之，他是独立自主。这种培养模式是从西方学来的，这样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

郭桐兴：第三条呢？

童秉纲：第三条是“在科学或者在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什么是创新性成果呢？就是前人没做过。研究生要做创新性工作，就要学会在研究中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你对某一个领域首先要抓住问题，要会提出问题，所谓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要提出那些新的很有价值的而且重要的问题。然后你对这个新问题要考虑如何解决它。做基础性研究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什么叫新结果呢？一是其内容和结论是新的，二是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是新的，还有一种是内容以前有人研究过，但是用全新的方法来做的，异途同归。

郭桐兴：探索出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得出跟前人相同的结论？

童秉纲：是，但是他用的方法当然比别人原来的方法更有好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的途径。

郭桐兴：童老师，您对当前我国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质量，有什么看法？

童秉纲：博士生一方面是对他的创新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求他的人文素质，也就是他的价值观，思想方法，他的智商加上情商，还有他的人格，因为这个是将来要发挥他的作用的根本问题。从现在培养博士生来讲，因为目前我们的博士生的规模很大，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我们跟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差距是培养研究生的差距，人家要求的研究水平比我们高，要求的能力也比较高。当然美国有各式各样的学校，有很好的学校，也有差的学校，我们当然要跟人家好的学校去对比。

我们中国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之下，甚至我们的研究生比美国还多，可想而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虽然导师对培养博士生是辅助的，只是起监管和咨询的作用，但是他应有见识，有能力，高瞻远瞩，这样他才能指导研究生做出新东西来。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那么多合格的博士生导师呢？现在还有这么几个忧虑，一个就是博士生毕业的时候他是否达到了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这个标准。听说有些导师一人要带几十个研究生，他哪儿有精力管呢？还有一个忧虑是这些年的整个科技界存在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氛围，希望很快做出成果来，属于拔苗助长。所以在培养研究生中也会传染这种浅薄的行为。

郭桐兴：有这种现象。

童秉纲：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是从许多单位的管理层里催生的，管理的条例规定，你每年做出多少活，才能给你多少工资，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

郭桐兴：直接跟个人的收入挂起钩来？

童秉纲：除此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因为文革等原因人才队伍中间有断层，断层了以后，当初的年轻人提拔得很快，30多岁就升为教授了，后来人的期望值也那么高，恨不得得了博士学位，很快就能成为教授。于是急功近利成为提升的工具。好像瞄准了就要提升，否则就不满意。还有人忧虑，导师变成老板，我想导师是不是老板，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导师拿了科研任务，把任务让学生做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独立自主，培养他成才，导师把整个的东西都要研究生自己掌握，这种导师和老板毫无共同之处。所谓老板指的是从大的任务中分割出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边角东西，不告诉研究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分给他作为劳动力来使唤。

郭桐兴：实际上就是研究生给他的导师打工？

童秉纲：是否称之为老板，不能一概而论，导师当然要有经费来培养，都得从外面拿到经费才能维持。像我所在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本部）要给研究生交学费，要交房费，还要给研究生津贴，再加上科研开支，全是导师负担。像我这个年龄我还得在外面申请课题，没有钱根本养不活。我拿到了课题以后，把课题交给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做，培养他们成为有科学创造性的人才。

郭桐兴：这个东西应该是区别对待。

童秉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以前人们并不理解，人活不了百年，哪来百年树人呢？实际上就是说，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教育平台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不是三两年就能搭起这个平台，因此说这么一个单位，她要成为培养博士生的单位，她需要悠久的历史，她需要深层的积累。她需要有一个人文的很好的环境，使得将来能够很容易使学生成才，这个就需要百年。意思就是培养人才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浮躁，应该是实事求是，应该把住质量，就是这个意思。

郭桐兴：童老师，您前面说的培养要求基本上都是以业务性为主，对培养过程当中的人文精神应该怎么样体现？或者您所关注的培养人的综合素质是什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童秉纲：刚才讲过了，人是有灵魂的，我们希望他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希望他成为创新型人才，为国家作贡献，也能够为世界大众谋福利，他的思想境界以及他的执着精神，这些都是关键性的。我想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他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感情，那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专业机器。这里面就引出一个人文素质。为什么称为综合素质呢？综合素质当然也包含着人的业务素质。

郭桐兴：您对综合素质一般包括哪些方面呢？

童秉纲：综合素质我想是这样的。以前在国际上早有这种说法了，培育人有三个要素。一是知识，就是你要学习，取得知识。第二要做事，通过做事培养你的能力。第三你要学会做人，来培养素质。这三个方面既有智力因素，又有人文因素，像能力也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培养素质第三条是涉及人文的非智力因素，是跟情商有关系的。我讲的综合素质是指包括智商和情商在内。以前我们唐代的文学家叫韩愈，他讲了关于教育六个字，叫做“传道、授业、解惑”。授业和解惑，可以讲是属于知识教学的范畴，传道是传授人文精神，如何做人。我在教育界已工作了55年，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实践，发现有若干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同他的事业能不能成功非常有关系，同他能不能为社会服务有效果，非常有关系。首先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人生观。你活在世界上是为名为利为赚钱，还是有抱负为大家做点事。

郭桐兴：问题在于你有什么理想，你有什么追求。

童秉纲：什么是价值观呢？就是对人生对价值的看法。像以前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当了两届总统以后，就引退，不再当了。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你当官当到最大还不好吗？这种民主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这是他的抱负，他的认识和看法。还有，现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建起来，人家认为你是商人，当然是唯利是图，但是人们发现，最后他的财富又要回归社会，这个也是超越时代的。这是他的抱负，他要创业，最后他要把那个财富回归社会。这种人生观，一般的常人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所以我认为人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世界观，就是指导工作的思想方法问题，你做事如果思想方法不对头，是做不成的。这个也是要学的，否则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再有，就是人的品质。我读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监杨福家先生在《科技导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他讲述的一段话我很赞成，他听一个历史学家讲，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是很灿烂的，但是中国人并不是什么都是全的，起码“公”字在中国的文化中间是比较缺的。人们称国民为公民，所谓公民，顾名思义，是他本身是姓公，他是为民。为什么相对来讲，我们中国人的公德是要差一点？这个细节就不用讲很多了，即使受过教育的研究生仍然有那种不文明的现象。现在不少独生子女进电梯，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于什么都是他第一，不等人出来，他就进去。你首先要从别人的角度着想，如果只从自己的角度着想，公德就不会好。还有博爱，以前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讲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你要给予人很多的爱，这次温家宝总理在人代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到了博爱。这个博爱在中国人中间是比较少的。

再有诚信，诚信是非常难的。

郭桐兴：这是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童秉纲：一部《三国演义》完全是阴谋诡计，文化大革命中间也是各种权术，所以讲诚信，对中国人是很难的。再一点，中国人讲团结也是相当难的。如果跟日本人相比，跟韩国人相比，我们有差距，我听人家对比过。中国人即使是几个人在一起，搞得不好就吵架。再有守法问题，中国人的守法性很差，就是没有规矩。因为什么呢？我们历史上缺乏法制观念。我曾经在加拿大和美国当访问学者将近一年半时间，我在那儿也走过不少地方，那儿的人从小就有法律教育，习惯于守法，在自家门前贴个条子，人家就照办。但是中国的小青年非得反其道而行之，你让我怎么样，我偏不怎么样。而且本来是应该排队的，有人偏不排队。

再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勤奋，做事要勤奋。有些人的人生观是希望做很少的事要赚很大的钱，天下没有这个事。诸如此类，我认为，上面讲的这些品质，应该作为培养研究生的要求，我们要跟国际接轨，需要这样几种素质。我认为培养这些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郭桐兴：童老师，听说您在学生当中的口碑是很好的，可见您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就做到了为人师表，我读了您写的院士自述，《一颗不畏曲折的事业心》也为您传奇般的经历所感动，希望能听听您的经历、感悟和您的人生哲学。

童秉纲：我今年80岁出头，从事教学工作已经55年多了，当然自己经历了很多，也看了很多，对自己怎么样定位，有什么期望，都会看得很清楚。人生是短暂的，一个人活100岁，加起来也就36500天。

郭桐兴：您的意思是人活100岁的话，充其量也就是36500天？

童秉纲：一个人到30岁读完博士学位，如果是60岁要退休的话，工作只有30年，就10000天多一点。所以人是很容易老的。我们以前年纪很小的时候，常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意思是人要争取光阴，人是很容易老的，所以人对自己要有个定位，追求什么，实际上很多的东西到头来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共建这个社会，社会发达文明，就是大家共建的结果。如果人类没有这样的精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以个人为单位来参加这个集体，各自对社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对社会产生有益的效果。有的人能力大多做一点，能力小少做，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把个人的追求完全定位于名和利，恐怕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结果未必能如愿。

我的经历当然是很曲折了，可以概括为16个字，叫做“逆境很长，服务很多，很晚创业，小有成就”。到现在，我工作了55年多一点，我中间处于逆境的有12年。我以前在几个学校当过教研室主任，当过系主任，前后当了20年，我用一半的时间为大家做了事情，事后大家对我有很多的评价，我还是很感动的。在那20年期间，我用剩下来的一半时间做业务工作，几乎把节假日的时间都投入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45岁才开始做流体力学研究。

郭桐兴：实际上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童秉纲：对的，我在这个领域做了25年研究，到70岁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到现在，我做流体力学研究，加起来做了35年。所以说，创业很晚，小有成就。不能说我没有成就，也不能说我成就很大。这里还要补充介绍一下，那12年的逆境是怎么受折腾的？其中分两段。1956年我在哈尔滨工大给一位副教务长对他的工作作风提了意见，后来就招了祸了，1957年起就把我批判，划成中右分子。这样，连续五年完全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什么好事都没有我的了。

郭桐兴：基本上是属于靠边站？

童秉纲：当时只要你一挨批，谁都不敢理你了，什么好事都没了，没有这个权利了。第二段倒霉的日子发生在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因为文化大革命，在高等学校里教学工作停顿了整整6年。1968年9月把我关起来，先是隔离审查，过了两个月又开大会，把我划成漏网右派，就进了专政队，整整在专政队关了一整年，其中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到原平的铁路正在房山那儿修，我是在工地上不能回家的，被监督的。后来又劳改了两年半，每天都要劳动，什么事情都干，打扫厕所，修马路，当小工，等等。这三年半里我受尽了非人道的待遇，经历了生死矛盾的考验。我举点例子来说，当时在专政队里，每天要向毛主席请罪，在早饭前后，劳动前后，午饭前后，晚饭前后，一天要好多次，都要向毛主席像弯腰180度，头要靠到膝盖，要三分钟。专政队设在地下室，没有厕所，每天只规定两个时间到厕所去，蹲坑只许三分钟，否则外面就会鬼哭狼嚎般申斥你，完全是个黑地狱，这些狱卒想尽花样要侮辱你，折磨你。

郭桐兴：这个太过分了。

童秉纲：为什么说是生与死的矛盾？例如，修京原铁路的时候，有一次，石头碎片把我一个眼镜片砸碎了，因为我550度近视，不能脱离眼镜，我只能戴着原来的眼镜，有一个有眼镜片，另一个没有眼镜片，所以很多的视像都是畸形的，上坡看成是下坡，在那个条件下还要让我爬上将近20米的桥墩，走一个扶梯上去干活。我上去了一次以后，我知道，如果我从上面摔下来，就会说成畏罪自杀，那就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在房山，坚决要求到北京城里配眼镜，总算逃过一劫。后来中科大下迁到了合肥点击查看合肥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有一次要拉砖头，那是个大夏天，我们上午已经干了半天的挖土活了，下午还得去拉砖，革命群众只要拉一次，我们要拉两次，每次走十里地。拉到第二次，由于中暑，我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到马路边上躺着，天黑了，也没人管我。后来亏得我命大，好不容易爬起来回家了，第二天居然好了，还能干活儿去。

所以进入到那个黑地狱，人只有几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自杀；第二种选择就是意志消沉，你成天发愁，出去以后你的脑子也不正常了，就是受刺激了，这一辈子也不想有作为了，完全悲观失望了。我在那个时候心理上是很坚强的，下了决心，我无论如何要活着出去，后来到1971年底我才走出黑地狱。1972年工农兵学员入学，我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但“帽子”仍被人拿着。我被派往沈阳点击查看沈阳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112厂和139厂去学习、去搞科研。真奇怪，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了，使劲干，过去几年的怨屈似乎都忘了。问我为什么像阿Q精神一样，受了那么多折腾，结果你好像什么都忘了，我也说不清。

郭桐兴：您的心胸是很开阔的。

童秉纲：我想人活在世上，总得干点事情。当时做事是没有名，没有利，干事情多了反而会挨批，当时发表文章不能署名的，只能写哪个单位，没有一点好处。在逆境12年期间，除了完全失去自由的3年半，凡是我能够干的，我还要干事。例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哈工大挨整的5年中，仍然主编了一本《理论力学》讲义，虽然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但是我仍然很专注。讲义编成之后，被一个全国性的会议选上，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成为试用教科书。于是我又投入到讲义的整理和出版事宜。这本书历经5次修订（我未参加），至今已发行了百万册以上。又如，从1972年下厂伊始进入空气动力学领域，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尽管我尚未解放，但那几年我干了相当多的活，当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做这么一个选择。

郭桐兴：您怎么看待如何做人？您的做人的原则和信条是什么？

童秉纲：首先，做人要做事，要干实事。还是回到刚才说的，你想，我45岁才开始做科研，流体力学我大学没有学过，是后来自学的。当时到沈阳的航天工厂设计科帮他们干点事，我很多不懂，什么都要从头学起。虽然前几年受了那么多苦，但是我仍然用超常的努力做这些事。1972年和1973年这两年，每年差不多有6个月到7个月都在沈阳，主要在139厂。文化大革命期间，沈阳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食油每月只有三两，没有肉吃。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也吃不到什么好菜。在饭馆里你要去点一个木须肉，里头是咸肉，你可想而知当时的生活条件，但是我在那里坚持下来了。当时招待所六个人一个房间，只有我们两人是常住客，其它都是流动客，他们要围着桌子打扑克、抽烟、聊天。我们下班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先占领房中那张桌子，那样我们晚上方能做事。我们没有星期天，也没有晚上，天天干活。1973年139厂新进来一台计算机，好不容易我们用上了计算机，但是只能在后半夜。那个计算机是不稳定的，容易跳动，一跳动，算了几个小时都白算了。于是我好多个后半夜都睡不了觉，身体顶不住了，发生头重脚轻的症状，走路飘飘然，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检查，在抽血排队的时候晕倒了。我醒过来时，是在急救室里，大夫摁了我的脉，后来查了查，大夫没有完全说清楚。我没有告诉家里这些情况，如果告诉家里的话，家里人肯定要我回去。我还是熬到了年底前，事情做完了，然后路过北京。我当时家在合肥。到北京查了一下，结果我的胆固醇非常高，说明新陈代谢不正常。由于自己在这行业里是新手，很多东西不懂，我经常向人家请教，向比我小十岁的人请教，我也不怕难为情。那时我已45岁，当今人们似乎把45岁看成快退休了，没用了，这不公平。

郭桐兴：现在像这个年龄有的已经退休了。

童秉纲：刚才讲了做人之道，首先你要干活。第二，我对人很真诚，很讲信用，与人为善，不跟人家勾心斗角。所以人家对我是信得过，有充分的信任。第三，我善于与人和谐合作。你想，孤立一个人能干多少事？我们有几个志同道合者，合作几十年，相互之间都不闹矛盾。要合作好，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目标，不计较名利，都要有所作为，要互相宽容，所以文章署名，我向来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到最前面去。我们几个合作者，几十年都是好朋友。所以不管我在哪一个单位，我都是和谐环境的促进者，像中国科大的流体力学教研室长期保持着和谐的环境。

郭桐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应该如何与人交往？

童秉纲：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人考虑的出发点不要光想自己，首先要想到别人。你跟人家相处，首先要想到别人，不要自私，老想捞便宜。我们学校的汽车司机对我都是很好的，为什么？我尊重人家，安排好人家吃饭。我们学校的一些工人，水工、电工、瓦工，我跟他们都有很好的交情，我尊重人家。作为导师，我对研究生当然要提意见，甚至要批评，但是我也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我不会轻易跟他们发火，发脾气，我把他们当作合作者。再有很多事情中不要计较那些小事，人要有大度。去年我80岁的时候，学校里开一个关于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研讨会，跟我合作多年的庄礼贤老师对我有什么意见？他说了八个字：海纳百川，从谏如流。后面四个字就是说人家好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去，不是固执己见，说明我是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

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其一，1999年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有好几家分担，当然要分经费的，有一位先生顾虑到我分钱不公，他向熟悉我的庄老师打听。庄老师说，除非他变了，否则绝对不会。后来分了钱之后，的确如此。一个人在好多小事上都要给人信任。其二，1997年是我的70岁生日，中国科大力学系的老同事、老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民间祝寿会，有50人出席。在会上有许多同事即席发言，纷纷讲起许多往事，非常感人。我自己深受教育，想不到我在科大居然做过那么多好事，得到那么多友谊和信任。这件事加深了我对人生的感悟。

郭桐兴：实际上这里还牵扯到一个名和利的问题。我们还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看待名利的？

童秉纲：我的青少年时期，家庭贫困，有机会上大学，真是艰难。工作以后，又历经磨难，真是世事沧桑。我在奋斗过程中，感到名和利并不重要，做成事情才是首要的，我不自私，凡事以大局为重，所以我的人缘好。别人很难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又翻身了，而且比人家翻得还好。有名利思想的人决没有这样的勇气。非常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是最大的机遇，最好的环境。再有，我为什么能够找到那么多合作者，而且得道多助，很多同行都要帮助我？因为我对别人是以诚相待，与人为善。人家向我讨教问题，我从来不保密，我把知道的都要告诉人家，我是善意的跟人家交往，乐意帮助人家，而且我的人还比较热情，我并不计较人家是否回报。我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比如说，我在当选院士以后，还是住的原来的房子，没有搬，当然学校并没有给我新的条件。你如果不当院士，你不是也这么活吗？这个院士本来就是一种机遇，你不能认为有了机遇便怎么样，你还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一向很低调。我从来不吹嘘自己，也很少出头露面。我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我现在80岁，还有7个研究生，每年要有30万块钱的科研经费，5年就150万，对于基础研究来说要申请到这么多钱，是不容易的。我出去申请钱并不优惠，也要公平竞争。我认为，人还是干些实事为好，关于名和利，实际上是过眼烟云。你真要追求是追求不到的。

郭桐兴：实际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童秉纲：真的追求名利，你的结果会适得其反，而且看你这个名是好名还是坏名。

郭桐兴：是一世之名还是百代之名？

童秉纲：现在我对人生有所感悟，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客观。人要有抱负，要为社会做事。当然做事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不能预期人家会给你很大的名声。做了事情有没有好的评价，本身不重要。人的生活中总有曲折，只是曲折大一点或者是小一点而已，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很多曲折面前，你是什么心理？你有没有坚强的心理能够很淡然地看待？你很顺利的时候，你很有光彩的时候，你是不是谦虚谨慎？所以我写给郭先生一个格言，叫做“不畏曲折，锲而不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郭桐兴：这个怎么解释？

童秉纲：谋事在人，就是你自己能做的事你就做，不是为了看着名，看着利你去做。就是认为需要你做的事你要做。成不成天晓得，但是我该做的事我要做。前面讲到，我45岁才开始创业，应该说，我做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后来1997年我当选中科院院士后，有一个记者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天天念经，没有想到要立地成佛”。应该说，这个荣誉只能说是一种“水到渠成”，只能说是带有一种机遇，不是说你是铁定的。我觉得，应该本着这个态度来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群众。

郭桐兴：谢谢。童老师就研究生的培养和人生哲学这样一个话题做了如此精彩的谈话，我们对童老师的精彩的谈话表示感谢！

童秉纲：谢谢！

郭桐兴：同时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院士访谈，我们在下一期院士访谈再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