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提前做准备，我们这些学校的教师要下到工厂中锻炼。因此，到了1972年的春节前，我的劳动改造结束，我算是自由了。由于我们是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主要涉及航空航天领域，因此，过了春节以后，就把我们安排到沈阳的航空和航天工厂去锻炼。其中一个工厂叫松陵机械厂，就是112厂B，这个厂子是制造战斗机的；同一个院子里头，还有一个叫新阳机械厂，就是139厂C，是组装从岸发射到舰上面的飞航式导弹的，叫海鹰号。

1972年，我们就在139厂那个地方，从5月份开始呆到差不多11月，有半年时间。我们到总装车间等各个车间去参观，很大部分时间呆在139厂的设计科。我们关心的是能否拿到科研项目，观察到搞飞机的航空行业，有所谓“肥水不外流”的传统，他们不乐意把自己的项目和经费作为科研课题给别人做，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而搞导弹的属于航天部门，他们舍得花钱请外面的人来研究他们碰到的问题。因此，我在139厂时，他们就留给我一个问题，即导弹动导数计算方法问题，希望我明年（1973年）再来帮他们解决。

何为动导数呢？就是导弹飞行过程中，由于导弹与空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导弹的飞行产生扰动，在扰动的条件下，导弹如何能继续保持平衡，而不至于翻跟头掉下来，这叫动态稳定性。动态稳定性的导数就是动导数。这个参数是气动设计中需要掌握的飞行器气动性能参数之一，是非定常流动效应导致飞行器是否保持动态稳定的关键参数。

第二年，我和石灿馨，两个人一起到139厂，我帮139厂解决这个动导数问题，呆了六个月。石灿馨做的题目跟我不一样，不是动导数的计算问题。

我从1972年开始从事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已经45岁，这也是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开端。

其实，刚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受到一系列的折磨之后，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有一些人短时间内没缓过来，可能就不想做事情了。我正好相反，我内心很强大，心态能够很快平稳，可以很快把苦难忘记，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使劲干活，就像人家说我“阿Q”精神。我这种心理状态的确与众不同，可以说是天生的。我从来都是向前看，只关心为之奋斗的大事，从不计较小事。庄礼贤深知我的特点，在我八十寿辰的时候，赠我八个字：海纳百川，从谏如流。应该说，我的心胸是开阔的。

对我来说，这个行业是完全陌生的，许多东西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很多东西不懂，所以我经常向别人请教，还向比我小十岁的人请教，从不怕难为情。“文化大革命”期间，沈阳的生活水平非常低，食用油每月只有三两，没有肉吃。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也吃不到什么好菜。在饭馆里你要去点一个木须肉，里头是咸肉，鲜肉都没有。可想而知当时的生活条件，但是我在那里坚持下来了。招待所住的是6人一间，只有我和石灿馨是常住的，其他人都是住一段时间就走了，因此在这个房间里会碰到各色各样的人，不同的鼾声，多样的梦语，室内烟雾缭绕，扑克声震耳。到下班后或公休日，我们俩要设法占领室内那张公用桌子，抢占一个起码的工作环境。在139厂时，我和石灿馨第一次用上了计算机，我们内心感到很新鲜。

当时那台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只有2400次每秒，一个很小的题目那个计算机就要算七八小时，但在当时看来是“神奇之物”啊。白天他们厂里的工程人员自己要使用，到后半夜，才可以让我和石灿馨用。我们就整夜的算，当时的计算机是使用纸带编程的，运行非常不稳定，有一点跳动就全作废，又得重新启动。由于要看着计算机做计算，我们俩有很多个晚上都没法睡觉，而我白天是睡不着的。

这样拼了好几个月后，我的身体就撑不住了，走起路来感觉头重脚轻。后来我跑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医院检查身体，在排队抽血时，突然感觉头晕，我马上跟旁边的人说了句“我是出差的”，然后就没有知觉了。醒来以后，发现我躺在诊室内，大夫在为我把脉，说有可能是血糖低，具体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由于害怕夫人担心，我就没有告诉她，一直坚持到作任务结束。我夫人晋晓林如果知道了，肯定会让我回合肥休养。直到1973年年底，我的工作任务完成了，回合肥路过北京，顺便到北京的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我的胆固醇非常高，这说明我的新陈代谢功能不正常了。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变得很容易疲倦，休养了几个月后才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