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传记叙述至此，对传主生平事迹已尽为列举，但其人生道路何以如此，当再作探讨，以求有更深入理解。

性格之形成

人之性格决定人之道路选择，决定价值取舍，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是也。王文采性格形成与其家庭出身有莫大关系。在王文采4岁时，父亲经商已有成就，但用人不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服毒自尽。家庭此种变故及由此引发种种事端，无疑对王文采性格之行成产生极大之影响，王文采系由其守节母亲一人抚养长大。他说：“父亲突然身亡，以及讨债、收租的不断纷争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厌恶的记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也对我的性格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更易感知社会险恶、人性卑鄙。母子为了生存，需要坚强，有时却又无助，因而胆小懦弱。这样家庭的唯一希望是寄托在儿子身上，母亲希望儿子用心读书，将来找到一份稳定职业。在其时之中国有许多这样家庭，均以此为希望，最终获得成功者也不少。这些母亲非常伟大，其美德值得称颂。

王文采言其性格之形成，还受其母亲影响甚大。他说：母亲是非分明，谁有不对，立即指出。但是这样未免受气，终将身体气坏。但是，王文采见到母亲经常受气之后，认为自己不能这样，故他行使的策略是尽量不去招惹谁，即而躲避。此外，还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修身观的因素。这些除了来自母亲，也来自从小到大所受学校教育。

在母亲庇护下，王文采体格发育正常的同时，智力也得到开发，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其绘画、音乐才能也得到展现。在人生成长重要阶段，就读于北京四中。该校又有良好校风，老师勤于教学，学生亲如兄弟，刻苦向学，因而培育了其良好人格。

王文采母亲一度以为上大学有风险，而家庭经济又有困难，托人找到一份银号工作。王文采进去一看，感到害怕，以为自己性格不易与钱、与人打交道，父亲之死即源于此。他违背母亲意愿，并请求让他继续读书。这可谓是王文采自己在人生道路第一次重要选择，决定选择的原因者，性格也。不能与人打交道，只有读书之一途。通过其努力，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又通过4年努力，因学习成绩优秀，如愿留校任助教。此亦性格之使然。

1949年之后近30年里，中国政治运动不断，许多人要求进步，紧跟形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批判运动所划定的对象。其后，却又被另一场运动所打倒。任何投入运动之人，无不因运动受到伤害，因运动而遭受精神打击，因运动而荒废学业。在此30年里，运动对王文采却影响不大，在此期间，他步入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做出许多研究成果。何以能安心研究，并做出成绩，还是由其性格所决定。以王文采这样家庭出身之人，在阶级划分时，属于地主资本家，首先失去话语权，好在其父亲去世早，否则必被牵连。其次，王文采没有野心，生活随遇而安，政治上不求上进，对为官没有兴趣，只求从事研究而已。1952年加入“民盟”后，发现盟员都是老先生，参加会议让他感到别扭，此后也不曾申请加入政治团体。此乃王文采聪明之处，其时没有几人能持如是消极立场，他却十几年不变。因此，他避开政治漩涡，避免运动之侵害。运动虽然铺天盖地进行，但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在运动之中，研究所总还会有一些研究任务，需要有人予以完成。王文采一直在从事业务工作，任务一来，自然落在他的肩上。在工作中，他性情温和，不计得失，不管任务来自何处，谁人下达，都乐于接受，所以最终他的工作比他人做得多，做得好，取得成就也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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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至上

王文采不曾追逐浮世的名和利，他所追求的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在他看来这与他的性情相近。这种观念形成于其大学时代，其时，他看见大学之助教，工作比较轻松，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去听什么课，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出国留学深造，因而选择助教为职业。为此经过4年努力，最终以生物系第一名成绩而达到留校任教之目的。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之教授，许多是国内知名学者，不少还是国外留学归来，他们既在大学兼课，又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其时，中国科学界较为纯粹，科学共同体以学术同行评议来维持，科学家秉承西方科学文化传统，大多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想法，虽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大学依旧充满一心向学之氛围。在此环境成长起来的王文采，受此学风滋润和熏陶，并深深置于心底。

由于王文采对植物分类学有异常兴趣，被其师兄推荐给胡先骕，而胡先骕正是需要这样青年与之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图鉴》，王文采能获学界领袖赏识，实莫大荣幸。不久，王文采在师范大学偶遇批判会，其懦弱性格难以承受无端指责，因而思走。又得胡先骕提携，将其介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真正走上植物分类学研究之路。

1949年后之新社会，对此前之旧社会予以彻底否定，并声称予以改造，包括人之思想，“为科学而科学”也受到批判。但洗脑作用还是有限，在王文采思想中，所持观念不曾动摇，虽然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但还是依然如故。如此却出现悖论，政治运动轻视科研，实际工作又需要科研。王文采在实际工作中总能派上用场，因而成就了他。此中最重要者当属主持《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写，王文采之所以能承担并最后完成，首先是其一直在从事研究，学术积累高于他人。其次，还在于“学术至上”之立场不曾动摇。10余年中，该项任务几上几下，他都在坚守，并最终完成，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因此，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因此。

1979年之后，基本国策发生变化，实行改革开放，“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得到承认，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之一，知识和人才重新获得社会尊重。但是，各种思潮也不断涌现，科学在经济和权力夹击之下，很快便失去耀眼光环。凡此种种，对于王文采本人而言，自难撼动其对植物分类学的忠诚，其研究更加深入，成果不断出现。但对于植物分类学界却不是这样，许多人难以抵挡纷纷扰扰之诱惑，如同过去难以抵挡政治之诱惑一样。此时之王文采，已步入老年，面对学界之浮躁，却有话要说，尤其是几位弟子，有走上行政之路，业务有所荒废，他时常规劝，让他们回到学术上来。请看一位学生呈函所言：

不知先生今年招博士的情况是否已经批下来了，我想读博士主要是考虑：第一，有学位，对以后工作便利；二是希望系统学习有关古植物、地质学的内容；三是有摆脱各种事务性工作的借口，可以潜心钻研一下有关Ranunculaceae的一些问题；再有就是有一定的经费和条件。前几天业务处跟我讲，业务处也曾想要我去工作，但听说先生连室业务秘书都不赞成我当，也就罢了。先生看问题是很准的，一旦搞起这种事务性工作，恐怕就身不由己。我对分类有兴趣，能清静搞学问，钻研自己之所爱，也是人生之一大幸事。

学术至上，不仅为王文采所坚守，并传递给弟子，劝其坚守；否则，学术便无继续，又谈何发展。当有弟子弃文为官，他最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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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学术

中国植物分类学发展至1949年，规模还甚小，副研究员以上专家仅30余人而已。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将此前有关研究所合并，将大多专家集中在一起，组成植物分类研究所，以编写《中国植物志》为主要目的。但是，此后所开展的政治运动，均以旧时代知识分子为对象，过去之专家饱受各种批判，身心备受摧残。但是，国家要发展科学，又不得不利用专家，一段时期，他们又是中坚力量。1949年后，大学培养出来的新人，大多思想先进，阶级觉悟高，是政治运动的主力，而于业务则无多少时间从事。王文采则处于新旧过渡之中间地带，虽在旧社会成长起来，却与旧社会没有太深瓜葛，不是运动批判对象；对于新社会各项政治运动又不感兴趣，由于偏向业务，加上尊师重道之传统，与老先生自然比较亲近。而对年轻人而言，却又是兄长，工作做得多，做得好，无形之中也树立起权威。因此，在中国植物分类学中王文采处于承先启后之地位。从胡先骕之《中国植物图鉴》到汪发缵、唐进之《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直到王文采才最终完成《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实现了中国植物学家的心愿。《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学家更大梦想，王文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之组织，但承担编写任务之多，则无出其右。其担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10余年，优先发表《中国植物志》编写过程中发现的新类群，贡献良多。

在王文采年岁尚轻之时，植物所分配给老先生之学生，由于老先生年老或其他原因，难获亲自指导，只好转请王文采带领，担任他们的小老师。胡先骕学生王蜀秀、钱崇澍学生陈家瑞、林镕学生林有润及中国医药科学院肖培根等，这些都是领导正式安排于王文采者，还有无数私下请教者，无论是植物所同事，还是京外单位同行，均热情辅导，得其教益者，真可谓无数。笔者走访南北东西许多研究机构，均可听到对王先生赞誉之词。

当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王文采正式招收学生，更是细心指导，其中对李振宇最值得一述。王文采获胡先骕提携是不拘一格，李振宇获王文采提携，也是不拘一格。但又费尽心思，方始办成。之所以如此，笔者则谓：王文采不仅继续胡先骕开创的植物分类学研究，还继承胡先骕提携后学之方式。

2005年10月，日本毛茛科专家田村道夫教授第三次访问植物所标本馆，与王文采及门生一起合影（左起：谢磊、傅德志、田村道夫、王文采、李良千、覃海宁、袁琼。王文采提供）

王文采传承学术，纯粹是以其学术声望而实现。在其晚年，领导中国科学者逐步官员化，王文采如同当初不能将自己政治化一样，依然不能让自己官员化，不仅没有利用其中科院院士身份，游刃于技术官员之间，还反对学生担任行政领导。如此选择，固然高尚，令人敬佩，但对其所倡导的学科发展却收益不大。当中国植物分类学陷入困境之后，王文采发出呼吁，却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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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分类学现状

在《中国植物志》编纂即将结束之时，中国植物分类学却开始萎缩。王文采在2002年以后的三年中，曾往国内几个研究所作访问，看标本，所闻所见，有些情况令其感到不安。他说：

在1974年，我为中国毛茛科志的编写第一次访问西北植物所，到该所标本馆看标本，见到了我所敬仰的王作宾、傅坤俊两位老先生，看见他们和其他同事们正在努力地进行《秦岭植物志》数卷的编写，可以说是热火朝天，气氛既紧张又热烈。这次时隔30年，在2002年5月，我第二次去访问，王作宾、张珍万两先生已于多年前过世，傅老已进入耄耋之年，研究所也已改隶当地的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和经费都比以前减少了，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2004年秋，我访问江苏植物所，看到了与西北植物所相似的情况。该所前身为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为了编写中国毛茛科志和苦苣苔科志，我在1961年、1974年和1980年三次到该所看标本，那时有马鞭草科专家裴鉴先生、伞形科专家单人骅先生、十字花科专家周太炎先生，我看到该所老、中、青多数研究人员进行着各有关专科的研究，每年有大量研究成果发表。这次去时，也如同在西北植物所所见相同，我所认识的同行们都退休了，这三位老专家也已先后过世了，而现在的研究人员也是相当少了。

在这三年出差访问，以及在北京和一些兄弟所分类学工作者和一些大学教授分类学的朋友们交谈或通信中，了解到他们申请课题困难，缺乏资金支持，不能开展研究工作。还了解到大学生物系中，分类学教学内容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上述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正陷入低谷，因此感到不安。

晚年王文采（胡宗刚摄于2012年春）

王文采曾多次谈到，《中国植物志》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仍然需要隔一段时间，对一些科、属，进行一次修订，以便澄清某些分类学混淆或对过时的分类系统进行修改，对于整个植物志更是这样。由于采集工作的深入，发现了新记录的种类，或由于分类学工作的深入，某些分类学混淆得到澄清，或一些种植物的拉丁学名或分类学等级发生变化等，都需要间隔一定时间之后进行修订。这些修订工作对于植物学教学、农、林、医药等方面鉴定植物都很重要，对于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在进行任何分支学科研究时，对所研究的植物的拉丁学名首先要有正确鉴定。根据上述情况可见，绝大多数的科、属，以及全国和各省区的植物志都需要有一定人力承担起这类修订工作。在这方面，《浙江植物志》修订再版，让王文采高兴地看到了一个范例。浙江省的《浙江植物志》在1993年出版第一版，时隔11年，由郑朝宗主持该省的植物区系工作，主编《浙江种子植物检索鉴定手册》一书，在2005年出版了。此书的作者们在近10年的时间中，根据严谨的鉴定工作和近年分类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修改了《浙江植物志》中305种植物的错误鉴定，并发现了不少浙江新记录植物，使过去《浙江植物志》收载该省种子植物182科1256属3304种，增加到184科1344属3814种，增加了2科88属420种。此书通过作者们的积极努力，进一步揭示了浙江省植物区系的丰富和复杂，对浙江以及华东植物区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者，此书实际上是《浙江植物志》的第二版，但不像《浙江植物志》那样再出版七大卷，而是用检索表的方式，以一册出版，这样做，既可以节省篇幅，同时携带方便，有利于野外工作。此书这种编著万式，值得借鉴。

王文采从《浙江植物志》看到希望，他希望全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都能像浙江同行们这样工作，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则不会停滞，方能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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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植物分类学发展

生物学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实验生物学的兴起，国际上一些学者将生物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王文采在北京师范大学时，动物学家秉志来校作报告，即聆听其讲述生物学发展三个阶段理论。此后，中国科学几乎与世隔绝，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进入80年代，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重新审视生物学发展，再次提出三个阶段。1981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广州召开扩大理事会，为1983年庆祝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的太原大会做准备。会议邀请了许多老先生参加。王文采也参加是会，因为其为学会理事。会议第一天，理事长汤佩松先生作了重要报告，他说：西方生物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区别，以形态描述为主的研究工作，属于第一阶段，描述阶段的曲线从高峰下落，逐渐进入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曲线升到高峰后，又开始下落，在50年代进入了分子生物学阶段。三个阶段的曲线一个接一个展开，区分明显。但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划分起来就不很明显，因为中国的研究在20年代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上述各领域的研究差不多在同时进行，几个曲线近于相互重叠。汤佩松报告让王文采感触甚深。

1981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扩大理事会合影（为1983年的中国植物学会50周年会议作准备。此为与会人员合影。一排右起：仲崇信、杨衔晋、孙祥钟、汪振儒、钟济新、俞德浚、汤佩松、蒋英、陈封怀、吴征镒、胡秀英、周宗璜、盛成桂；二排朱明华、李久佃、张宏达、陈机、陆时万、王日玮、郑国錩、郑学经、林英、周以良、周光裕、闻洪汉；三排傅立国、李永康、李丙贵、朱澂、金鸿志、姜恕、冉宗植、鲁英、高谦、郝水、高信曾、傅沛珍、郭本兆；四排汪柱芳、常怀礼、黎盛臣、纪茹穆图、卓仁松、杜亦斌、张问松、周培之、王文采、陈介；五排祁国山、夏秀文、丁保章、张文须、丁葆祖、李长复、王志英、万子美、何绍颐、李超英、某司机、徐朗然。王文采提供）

中国植物学在调查采集阶段，主要有静生生物调查所蔡希陶、王启元、俞德浚、冯国楣等在云南采集；北平研究院王作宾、傅坤俊在西北采集；华南植物所侯宽昭、陈少卿、黄志、曾怀德在华南、海南岛采集。还有一些采集学家，在全国各地采集标本。这是奠基性的工作，没有标本就无法进行研究。中国植物学的描述工作，就是本书前所介绍的《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等的编写出版，这些工作，中科院植物所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接下来就是实验方面，也是中科院植物所在带头，洪德元先生创建系统进化实验室，做形态、胚胎、孢粉、分子系统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培养了这方面的人才。

植物分类学说的开山鼻祖是瑞典的林奈，1753年其出版《植物种志》，当时，他掌握的世界标本只有1万多号。该书记载7千多种，这是第一部世界植物志。中国在1916年，钱崇澍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开始在大学教授植物学，才开始有植物学；1922年胡先骕成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植物部，建立标本馆、图书馆，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才开始起步，此与西方落后有二三百年。所以秉志、汤佩松说中国生物学是调查采集、描述、实验及现在的分子，这四个阶段几乎是在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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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楼梯草属修订

《中国植物志》虽已完成，但调查采集工作远没有结束，经典分类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王文采反复强调并告诫后人。2007年在《口述自传》中，其有言云：

看看《植物分类学报》，《云南植物研究》，《植物研究》，华南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和西北植物所编辑的学报，还不断有新种发表．前年冬天，广西中药植物所、广西植物所的专家发表了苦苣苔科的两个新属，新种他们也有几个发表，李振宇也有新种发表，这便说明我们调查采集阶段还没有完成。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未曾采集的空白地区还有很多，青藏高原，从热带到黑龙江（漠河冬季零下四五十度）寒温带，还有沙漠，生态环境复杂，所以种类也多，一时半刻采不完全。所以，我国的植物调查采集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还要付出人力物力。

2011年，王文采为胡宗刚所著《中国植物志编纂史》一书作序，又有云：

《中国植物志》于2004年全部完成后，在中外的有关学报上仍不断有我国的被子植物新种及少数新属发表而可以说明。为搞清楚我国植物区系中的全部种类，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对存在的多数空白地区开展调查、采集工作。再一方面是正确鉴定问题：在此志书的编写过程中，恐怕不少科的作者未能到国外有关标本馆查阅或从国外借到有关模式标本，缺少模式标本的研究，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鉴定。因此，需要进行有关科属的修订工作，这方面工作量不小。第三方面：我国维管植物三千余属中，不少属存在疑难种或复合体(complex)等情况，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量也很大也需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可见，现在出版的《中国植物志》是第一版的工作，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后还须作出不懈努力。

王文采不仅在呼吁，而且还身体力行。2006年时，他曾以为自己植物分类学研究生涯已经结束。但是，其后只要行动便利，他依旧每周去一次标本馆，即使世界性题目已经做不了，中国的问题总还有不少，果不其然，他又发现感兴趣的问题，累积起来便是一个大题目。2011年9月笔者询问其近期研究，他作详细介绍：

1974年至1975年，陈家瑞先生担任《中国植物志》荨麻科，他就说这科太大，将其中楼梯草属请我搞。这是一个相当难的属，国内没人搞，钱老也没怎么搞过。我75、76年就开始搞了，搞完以后就发现了好多新种。1980年在学报上发表了《中国荨麻科楼梯草属分类》。先前侯宽昭先生1958年编写《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楼梯草属有四五十种吧，我这篇文章有九十多种，出来十多个新种。1980年整个荨麻科完稿，1981年编委会讨论审稿，让我参加。当时，陈家瑞先生到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搞柳叶菜科去了。在审稿会上，俞德浚先生、黄成就先生，还有植物志编委，俞先生是主编，那时林镕先生过世了。他们提出新种太多，吴征镒先生没发表意见，陈家瑞先生写的也有人提出意见。这样我们荨麻科一压压了十几年，1995年才出版，大概1990年以后才通过。

1988年英文版植物志楼梯草属，陈家瑞先生没告诉我，他找林祁撰写。林祁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傅德志先生当副所长时来植物所，分类学搞八角科、五味子科，有很多文章发表。陈家瑞先生找他担任楼梯草属，他很快。我和陈家瑞中文版《中国植物志》1995年发表，英文版第五卷2003年就发表了，八年时间。

2005年昆明植物所税玉民博士，从事云南东南部植物区系研究，他是吴征镒先生学生。税玉民对他所采集到楼梯草属标本感觉困难，定不出来，来信跟我说：“请王先生鉴定。"就把标本寄来了。寄来以后，我发表两篇文章，大概有十来个新种。接着2006年，广西植物所一个年轻人韦毅刚，他来信说，他在广西采的标本，楼梯草属标本不好定，请我帮忙鉴定。我那时没事，他采的标本比税玉民多，不断给我寄来，我的新种就不断地发表。这次我就跟他联营了，我的名字在前，他的名字在后，发表了有三四篇文章，总有十多个新种。到了2010年，他寄来标本新种更多了，有二三十个种。韦毅刚到过英国，和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搞荨麻科的人合作，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他也没将具体情况告诉我，大概是那边出钱，跟他订了合同，标本有了新种由英国人在外部发表。新种的名字王先生在前，他第二个，英国人第三个。2010年5月，总有三十来个新种。楼梯草属新种出现了好多新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它的演化。

2009年，王文采与孙英宝合影（孙英宝提供）

在1980年我的第一篇《中国楼梯草属修订》，我给它分成5个组，20个系，90种。到了《中国植物志》时候，1995年我发表楼梯草属有137种。林祁先生2005年英文版的楼梯草属到了146种，增加了9种。最近几年新种不断发表，我统计共有243种，增加了97种。

发表新种的图都是孙英宝所绘，傅德志和他一起出版一个《手绘濒危植物图谱》，孙英宝也说给我来一个《中国楼梯草属图谱》。我一想应该来第四次修订，根据苞片形态演化特征，蒴果特征，雄茎叶子退化特征等，分为4个组，51个系，比《中国植物志》多出31个系。

是年，老人已八十有五，为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前往国内一些标本馆查阅标本，需人帮助编辑书稿和绘制图版，将来书稿完成，还需要出版经费，这笔预算应当不菲。为此，向植物研究所领导写信，希望予以支持。老人为植物分类学研究，在作最后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