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应崇福终于等到了留学美国的盘缠：1000块美金。

那时的他是华中大学的一名教员，每月领10块大洋的薪水，月底发薪。10块大洋让拖家带口的应崇福不得不在每个月的十几号厚着脸皮去找校长支钱，生活捉襟见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只有在领薪的那天才能买包烟解解烟瘾。每月发了工资，他即刻从郊外的华中大学校区赶到城里把票换成大洋。

华中大学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卞彭相中了这个脑袋灵光的小伙子，把他推荐给美国布朗大学的一个教授，希望他能够在美国继续深造：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博士生导师，博士需要到国外去念。

那是1945年，布朗大学已经给了这个中国小伙子助学金。然而他不能成行，因为没有路费，他只好等待。在布朗大学的助学金为他保留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华中大学资助了他1000块美金，让他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当然是只身，他的父亲和妻儿留在国内，因为学校的资助不足以让他携家同往。

活跃在布朗校园里的中国同学会主席

“美国的布朗大学真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大片的绿地，学校里还有十来个中国同学。”回忆起彼时的校园，应老的嘴角漾起微笑，“因为我工作过，年龄比大多数学生要大，大家都亲切地叫我老应。”

“老应来了！”是那时同学对他的热情招呼，不管是洋同学还是中国同学，大家都这样叫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功课非常优秀，属于最顶尖的那类，不怕同学的疑难问题，不怕教授的棘手课题，他在学生群体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也正因如此，他当选为布朗大学中国同学会的主席。

这个主席并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给大家宣传“红色思想”，宣传革命理论。他只是组织学生周末在郊外野营、烧烤和跳舞。对于“地下党组织”，对于先进思想，没有人告诉他。对于“政权”他没有深刻的理解。“关于革命，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一群孩子在街上玩，看到一群共产党员被绑着跪在地上，遭国民党砍头，场面血腥。”应老语速慢了下来，“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他坦言自己不清楚谁当政真正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还是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的文化。“我们组织中国艺术品展，比如刺绣、丝织等等，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应老兴奋地说，“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是很不同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展出的作品都是中国人从国内带到美国的。”

布朗大学同学会的影响日渐增大，吸引了很多布朗大学周边的中国学生，甚至有在美国旅居多年的中国人加入，但大家的活动仍然以文化和休闲活动为主。“也有人从别的州赶过来，可能这些人中有一些积极分子，但他们也不在集体的活动或者私下里向我宣传什么。”当记者问起那些参加活动的人中是否有人宣传进步思想时，应老这样讲到。

不过，这个优秀的中国留学生的自信也让他的外国同学深感敬佩，在校园里总是有人大声喊他，“没有感觉到受歧视”。

住在布朗大学的学生公寓，自己做饭，勤奋学习，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沮丧，反而让他更加积极和努力。

“不怕改行”的“老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应崇福并没有得到消息，从美国的报纸上他没有看到，可能也因为布朗大学的消息并不灵通，总之他没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庄严场景。

新中国成立对于尚未毕业、仍在布朗大学读书的应崇福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毕竟他还是要把学业修完的。然而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他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那每月几十块的美金寄回家里，他的父亲以及妻儿杳无音讯。后来他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改教俄语，他原本教英文的爱人丢了工作。难想象他在国内的亲人是如何维持生计的。

1951年的下半年，应崇福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全部课程，买了回国的轮船票准备回国。然而朝鲜战争粉碎了他的计划。他的导师很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组里，但因为缺乏资金只好作罢。学生宿舍也是不能住了的，面临生活困境的他最终在布朗大学教务处的帮助下谋到了一份暂时糊口的工作：到该校的应用数学系做助教。

从博士学位的电子物理到超声学跨度不小，而作为布朗大学最强的学科，超声学科高手云集，“不怕改行”的“老应”没有被吓倒，自信满满的他在刚去的半年便发表了一篇论文并“一炮打响”，令组内的同行对他刮目相看。

“事实上，我在（超声）组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超声没有太大关系，但在随后发表的两篇确确实实是超声物理的论文，而且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就这样，改行的他三年内发表了三篇论文，在超声组站稳了脚跟，做到了副教授的职位。

偶然的机会让应崇福闯进了超声学的领域，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想到一份谋生的临时工作会成为他后半辈子学术生涯的主题，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华丽的转型。

奉献故土

布朗大学已经向这个科研能力卓越的中国人伸出了橄榄枝，期望他能够留下来。“不可能留下来，我的亲人还在国内。在美国的那么多年我成熟了很多，无论是在业务上还是情感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对比之下显得越发明显，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永远都抹不去。”应老说。

1955年底，应崇福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时候的他仍然不清楚国内是什么样的局势，只是单纯地想回中国：“那时不知道回国能干什么，能卖油条还是继续作科研。”

虽然迷茫，但“不怕改行”的他还是信心很足：“如果能够继续作科研，就算国内没有这个学科我也能重新创建起来，开辟新领域我从来都不害怕。”

事实证明，他回来对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站在刚成立的中科院的土地上，应崇福下定了决心：我就要在中科院工作。

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科学新闻》200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