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维汉院士生前在克山病病区为患者诊治。

人物简介：

于维汉，1922年1月28日出生。原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克山病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著名心血管病和克山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11月17日病逝。他32年如一日，坚守在克山病防治一线，解除了千万患者的病痛，病区群众称他是“百姓的教授，百姓的好医生”。

他的眼窝很“浅”，没抢救住老乡，他哭；一杯一杯喝着老乡递上来的祝福酒，他也哭。

他的心很深很广，不仅揣着对克山病这个农村“瘟神”的恨，更装着对1.24亿多农民的爱。

如今，时光已将他的听诊器永久封存，也封存了一部长达50年的克山病驱魔史。但无论是松花江畔知名医科大学的校园里，还是东北某一个偏僻屯子里，他那高大的身影和宽厚的灵魂似乎依然触手可及。人们不断地在谈论起“百姓的教授”、“百姓的大夫”……

他叫于维汉，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也是老乡眼中最可亲的“于老疙瘩”。

向病魔宣战

那是1953年冬天，东北农村已经冷到零下30多摄氏度，北风卷着白雪，31岁的哈医大年轻副教授于维汉，正赶往黑龙江省北部克山病重病区克山、北安、德都等县抢救克山病患者。

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地方性心肌病。这种病骤然发作，发病人数多，死亡率高，病人常常在数小时或一两天内死亡，当时被视作东北农村里的“瘟疫”。它以重病区克山县命名，老百姓则俗称为“快当病”、“攻心翻”。1941年那次，克山病在克山县北部各村蔓延，死亡近300人。

“大叔，救救我爸吧，我死了，就把我埋在妈妈的身边。”一个小男孩用微弱的声音对于维汉说。这个男孩的妈妈1个月前死于克山病，一个月后，孩子和爸爸都得了克山病。炕下跪了一地的村民，求于维汉救救这一家。于维汉抱着孩子泣不成声，无力挽留的愧疚让这个刚刚接触克山病的年轻医生泪流满面。

从1935年11月在克山县发现70口人不明原因死亡后，20年来，每到冬季，都会有大批村民因这种疾病很快死去，人们都害怕这个“瘟神”找到自家。于维汉接连不断地诊治多例这种病人，但几乎都在诊断后2个多小时死去。在1953年，控制和消灭克山病，对于医学界而言是一项新课题，也是难题。

“老乡们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几年吗？”于维汉决定在病区呆下去，直到发现病因，驱走病魔为止。

他常常赶几十里、上百里去病人家，顾不得暖暖冻僵的手，就跪在炕上为病人诊病。为抢救重患，他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实在困得受不了就蜷在病人身旁眯一会儿，饿了连农村人都无法下咽的馊饭、冷饭也能充饥。每到冬天发病的季节，于维汉和助手就在克山、北安、克东、德都、富裕等地没日没夜地奔波，诊断、治疗、观察、积累资料。

有一年冬天，于维汉抢救病人后坐马爬犁返回，快到驻地了，赶马爬犁的人回头一看发现爬犁上没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黑灯瞎火往回找了好几里地，最终在雪窝里发现了还在熟睡的于维汉。由于连日抢救病人，非常困乏，裹着皮大衣睡在马爬犁上的于维汉被甩了下去。再多半小时，他可能就这么冻僵在雪地里。助手和村民都庆幸于维汉捡回一条命，他自己却像没事发生过一样。

头场雪，三九天，过小年……从11月份到来年3月份，是克山病的高发期，也是于维汉每年驻守在病区的时候。从1953年到1985年32年间，20多个春节、元旦他在病区度过。

1958年12月31日，于维汉在克山县北合村果断地把100毫升葡萄糖和一个剂量的冬眠1号注射到一个重症克山病病人的静脉里，心慌的农民脸上露出了笑容。此后使用这种通用疗法，急型克山病的治愈率由30%提高到95%，是克山病防治史上一大突破。在长期防治实践中，于维汉还找到服用毛地黄治疗慢型、亚急型克山病的方法。经临床治疗，75%以上的患者心力衰竭可得到控制。其后，他又总结出服用毛地黄和改善膳食结构的结合疗法……

克山病是地方病，但不仅仅限于黑龙江，而是涉及全国16省区、1.24亿病区人口。在持续对1.6万人做了22年的综合性研究，系统地诊治了6000多名各型克山病患者，主持500多例死亡患者解剖，做了5000多次动物实验后，于维汉又阐述了微量元素、蛋白质、维生素等与克山病的关系……

克山病病魔被遏制住了，当年那个年轻医生对一个小男孩的承诺也做到了。

于维汉生前在农村调研克山病。资料片

给穷人看病

于维汉在克山病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痊愈的患者，还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2010年11月17日，88岁的于维汉去世，消息传到富裕县、克山县等曾经的克山病区，老乡们无法相信“于老疙瘩”已经真的离去，许多人拿着他的照片痛哭失声。

克山病其实是个穷病，患者中“5户”居多，贫困户、病户、外来户、多子女户和不卫生户。克山病不会发生在城市，越是少数民族边远边疆地区，越是会发生，发病的都是一辈子呆在贫穷地区的农民。于维汉，这个从小家境优越，出身大城市的大学教授，成了一个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大夫。

“这个教授一看就很特别，往老乡炕上一坐，拿起饼就吃，端起大碗就喝，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从1966年起跟随于维汉长达25年的哈医大二院心内科教授关振中说，“我第一次和他下乡看病人，就感到他和一般的教授不一样。他给病人看病从没有嫌过脏没嫌过味。不管多脏的屋子，上炕就坐；不管孩子有没有鼻涕过去就抱。我是农村长大的，有些连我都觉得有些脏，于维汉却一点也不在意。”

“我们后来自己出钱给患者搞食堂，煎饼里加豆面用来补蛋白。于维汉到克山病病人家里，看到煎饼不管长了毛还是没长毛，掰开就吃一口，看有没有搁豆面。”关振中说，于维汉不是农民，却仿佛和农民有着天生的血脉相连。

东北农村冬天冷得能把尿盆冻住，被子也被冻在炕上，气温有的地方接近零下40摄氏度。当时老百姓家里条件十分艰苦，有的整个村子就没有一处砖房，有炕席的人家不到一半，一到4、5月份就没粮食了。由于经常在各村屯抢救病人，于维汉和同事们晚上赶到哪就在哪将就一宿。有时候盖的被子是跑腿子的（指“老光棍”），常年不拆洗，被面冰冷硬滑，味道也不好受，闻着像臭豆腐炖小鸡。于维汉巡诊回来照样倒头就睡。有一天关振中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有好多虱子，于维汉说，“这不算事。学我！睡觉前把衣服脱光，挂在窗帘钩上。早晨把衣服拍打拍打再穿上。”

自己吃苦安之若素，于维汉却看不得农民受半点儿苦。他坚持到病人家中、炕头去看病。由于身材高大，常常是跪在炕上抢救病人。老乡们知道他是教授，为此深怕慢怠了他。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医生，首先要为患者着想。有一年春节前夕，一位克山病患者发病，于维汉自己正好生病，硬是带病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连夜艰难跋涉了30多里的路才到患者家。还有一次大年三十晚上，一个克山病患者不仅发病，还出现咳血的症状。于维汉连夜赶到，给她打针、送药，危急时，他还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

由于长年在乡下，于维汉和老乡们像兄弟姐妹一样随意、亲近，也成了老乡们的“于老疙瘩”，在东北话里，老疙瘩是兄弟姐妹里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受疼爱的老小。文革期间，于维汉被关押、审查。有一个村民想尽办法去探望。当于维汉吃完带去的一个窝窝头露出惊讶目光时，这个村民乐了，原来他把鸡蛋剥了皮，塞进了每个窝窝头里。

当于维汉从“牛棚”被放出来，他没有轻松感，反而是万分痛心，因为在他被关押期间，一些克山病患者由于没有按时送药，病情已经被耽误。

“老百姓是天”

在于维汉众多学生、弟子的眼中，老师几近完人；在外国友人的口中，于维汉是一个“接近神一样的人“，是一个应该拿诺贝尔奖的人。

如今，克山病病魔早已没了踪影，但回想起在克山病病区的日日夜夜，关振中一直在苦苦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于维汉能够全身心、全情投入，和老百姓那么熟悉、那么亲近，做出那种令人仰视的大爱作为？

“病人把希望和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为他尽到一个医生的责任。一个好医生是在病人的身边成长起来的，听他的声音和对痛苦的叙述，看他的表情，细心观察他的痰、他的尿、他的便，才能真正地了解病情。”关振中犹记得于维汉说的这一番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政府抽调大专家、大教授到第一线去，解决老百姓的疾苦。于维汉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一步就迈到了最艰苦的病区。他曾说，给老百姓看病，要到老百姓身边。特别是地方病，都是穷苦百姓得的病，要主动找他们去治。科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病，而不是反过来。“老百姓是天，作为共产党员就要为百姓出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几十年前的一个冬天，一群哈医大的学生到克山县实习，下了火车，接他们赶牛车的是一个穿着羊皮大衣、戴着狗皮帽子的老大爷。一路上，学生们跟“老大爷”搭话，有的问今年收成怎么样啊？有的问今年雪大不大？等到了别人一介绍，才知道这个“老大爷”就是早已闻名的于维汉教授。

几十年后的今天，在一个鸦雀无声的会场上，一群80、90后的年轻人遏抑不住内心激荡热泪盈眶，他们正在听的正是于维汉的事迹报告会。

这是于维汉和两代青年的“交集”，也同样激励了两代年轻人。

关振中最终从他的老师的一句话中寻找到了答案，于维汉曾经自语：“我一生和农民有深厚感情，和党有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