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总后勤部命令三所军医大学调防，第七军医大学迁至上海原第二军医大学的校址。对于调防的原因和目的，则未加说明。这次调防我们称为“推磨子”：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调到西安，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调到重庆，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调到上海。这种“推磨”式的调防，对三所军医大学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这次调防，我是被押送着前往上海，出发前不准跟家人联系。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专车"一大型运输车，由造反派押着我们到码头坐轮船到上海。我们住在最底层的大舱，不能离开，学校其他人员都在上面的船舱。船即将经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突然间几个造反派荷枪实弹把我们全部押起来，勒令我们不准乱说乱动，防止我们破坏长江大桥。现在想起来，这些举动让人不可思议，但这都是事实。我们也觉得好笑，“牛鬼蛇神”居然有那么大的神通，有遥控破坏大桥的能力？到了上海，轮船靠岸以后，学校其他人员都走空了，我们最后才从大舱里被押解登岸，上了大运输车，还是荷枪实弹押着走，押送到第二军医大学的校园，先进行游街示众。
因为我已经被关押一段时间，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倒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荷枪实弹有点过分，何必搞得这么夸张呢，我们手无寸铁，也不会造反。我不知道当时古乐梅和女儿正在路边，看到了我们被押解的情形，我能够理解她的心情。我被关押到“牛棚”后，完全不准联系，她对我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第一次看到我，就是被押解的场面，她当然非常担心。
到达上海后，形势没有原来那么紧张了，“牛棚”生活多了“监督劳动”一项，具体情形在我的《读〈牛棚杂记〉有感》中有详细的说明。
最初在重庆的时候，我们都是单独关押，到上海后，像我这种罪行最轻的“死老虎”，可以几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李复生关在一起。李复生何许人也？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位师级干部。我跟他开玩笑：你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现在怎么跟我这个国民党青年军关在一起了？他说：我过去给国民党的官员看过病，参加革命队伍前，我做开业医生，哪个病人来了，我都得给他看病。现在抓我，就是要我交代与国民党官僚的关系，莫名其妙。
“牛棚”难友在一起的时间长了，相互比较了解，就变成了好朋友。时间一长，我想出了苦中作乐的办法—教李复生下围棋。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学围棋，只懂一些基础。用小纸条捏起来当子，白子、黑子，画一个局部的小棋盘，以此打发无聊的日子。在“牛棚”中不能与家里人联系，古乐梅冬天要送被子、棉衣来，也只能到门口交给着守，不能直接见面，也不准通信。有过战争经验的李复生教我，每次古乐梅送衣物来时，可将事先写好的纸条夹在里面带进来。古乐梅每个星期六带孩子去洗澡，会经过我房间的后窗，等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将预先写好的纸条丢出来，她捡起来回家后才敢看，只能用这种方式互通消息，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
1970年年初，古乐梅被安排到杭州附近的萧山农场去劳动，我在“牛棚"，孩子们没有人管。我女儿很能吃苦，带着小弟弟，独自主持家务。也有雪中送炭的好心人，我的两家邻居，一个是郑世彬，在第六军医大学时和我同一个教研室，关系很好；另一个是梁延杰，在我和古乐梅不在家时，很照顾钟玲姐弟俩，孩子生病，都是他们帮忙送到医院。
1970年的上半年，“牛棚”撤销，我们可以回家了。但是还要进行监督劳动，随时要集合训话。女儿来接我回家，尽管专案组反复交代我，不许乱走动，我回家第二天，还是带钟玲姐弟到上海的南京路去吃了一次咕噜肉。“牛棚”是所很好的学校，我从入学早期的胆战心惊、惶恐不安，到后来见多识广、坦然应对。我在“牛棚”里，被拍桌子的场面锻炼出来了，也知道他们技止此耳。“牛棚”放出来后，还是有很多清规戒律：不准串联，不能乱跑，不准探亲。我才不管这些！最想好好补偿孩子，孩子无辜受我连累，太可怜了，去吃咕噜肉不算什么，就是想与孩子多沟通。还不懂事，要他们知道父亲遭遇的委屈，又不能让他们无视社会的现实。
1969年，总后勤部命令三所军医大学调防，第七军医大学迁至上海原第二军医大学的校址。对于调防的原因和目的，则未加说明。这次调防我们称为“推磨子”：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调到西安，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调到重庆，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调到上海。这种“推磨”式的调防，对三所军医大学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这次调防，我是被押送着前往上海，出发前不准跟家人联系。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专车"一大型运输车，由造反派押着我们到码头坐轮船到上海。我们住在最底层的大舱，不能离开，学校其他人员都在上面的船舱。船即将经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突然间几个造反派荷枪实弹把我们全部押起来，勒令我们不准乱说乱动，防止我们破坏长江大桥。现在想起来，这些举动让人不可思议，但这都是事实。我们也觉得好笑，“牛鬼蛇神”居然有那么大的神通，有遥控破坏大桥的能力？到了上海，轮船靠岸以后，学校其他人员都走空了，我们最后才从大舱里被押解登岸，上了大运输车，还是荷枪实弹押着走，押送到第二军医大学的校园，先进行游街示众。
因为我已经被关押一段时间，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倒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荷枪实弹有点过分，何必搞得这么夸张呢，我们手无寸铁，也不会造反。我不知道当时古乐梅和女儿正在路边，看到了我们被押解的情形，我能够理解她的心情。我被关押到“牛棚”后，完全不准联系，她对我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第一次看到我，就是被押解的场面，她当然非常担心。
到达上海后，形势没有原来那么紧张了，“牛棚”生活多了“监督劳动”一项，具体情形在我的《读〈牛棚杂记〉有感》中有详细的说明。
最初在重庆的时候，我们都是单独关押，到上海后，像我这种罪行最轻的“死老虎”，可以几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李复生关在一起。李复生何许人也？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位师级干部。我跟他开玩笑：你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现在怎么跟我这个国民党青年军关在一起了？他说：我过去给国民党的官员看过病，参加革命队伍前，我做开业医生，哪个病人来了，我都得给他看病。现在抓我，就是要我交代与国民党官僚的关系，莫名其妙。
“牛棚”难友在一起的时间长了，相互比较了解，就变成了好朋友。时间一长，我想出了苦中作乐的办法—教李复生下围棋。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学围棋，只懂一些基础。用小纸条捏起来当子，白子、黑子，画一个局部的小棋盘，以此打发无聊的日子。在“牛棚”中不能与家里人联系，古乐梅冬天要送被子、棉衣来，也只能到门口交给着守，不能直接见面，也不准通信。有过战争经验的李复生教我，每次古乐梅送衣物来时，可将事先写好的纸条夹在里面带进来。古乐梅每个星期六带孩子去洗澡，会经过我房间的后窗，等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将预先写好的纸条丢出来，她捡起来回家后才敢看，只能用这种方式互通消息，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
1970年年初，古乐梅被安排到杭州附近的萧山农场去劳动，我在“牛棚"，孩子们没有人管。我女儿很能吃苦，带着小弟弟，独自主持家务。也有雪中送炭的好心人，我的两家邻居，一个是郑世彬，在第六军医大学时和我同一个教研室，关系很好；另一个是梁延杰，在我和古乐梅不在家时，很照顾钟玲姐弟俩，孩子生病，都是他们帮忙送到医院。
1970年的上半年，“牛棚”撤销，我们可以回家了。但是还要进行监督劳动，随时要集合训话。女儿来接我回家，尽管专案组反复交代我，不许乱走动，我回家第二天，还是带钟玲姐弟到上海的南京路去吃了一次咕噜肉。“牛棚”是所很好的学校，我从入学早期的胆战心惊、惶恐不安，到后来见多识广、坦然应对。我在“牛棚”里，被拍桌子的场面锻炼出来了，也知道他们技止此耳。“牛棚”放出来后，还是有很多清规戒律：不准串联，不能乱跑，不准探亲。我才不管这些！最想好好补偿孩子，孩子无辜受我连累，太可怜了，去吃咕噜肉不算什么，就是想与孩子多沟通。还不懂事，要他们知道父亲遭遇的委屈，又不能让他们无视社会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