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广西陆川县的国民党监狱，成了16岁李京文的“特殊课堂”。

他的父亲李耿，一位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被捕入狱。

得知父亲在狱中被拷打，身体忍受着痛苦，心里也承受着孤独，这个瘦高的少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向当局申请，每天到牢房里陪伴父亲。

他每天监狱一开门就进入牢房，到了关门时间，再和工作人员一起离开。

“这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日子，一边陪伴父亲，一边学习，还要保证学习好，不然学校就不会让我来回跑。”

这段经历成为了李京文人生中一次特殊的“模拟考试”，这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却重塑了他对家国、责任与牺牲的理解。

两年后，李京文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51年，他同时被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创作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录取。

他从小热爱文学，梦想成为诗人，但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姐姐对他说：“现在国家要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搞经济建设，你应该学经济学！”父亲也在来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期望。

最终，李京文放下了文学梦，走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将个人志趣融入到国家建设的洪流。

大一结束时，经过一系列严格选拔，李京文成为留苏预备生。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他以每天50个单词的进度突击学俄语，1953年顺利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求学之路。

留苏期间，李京文牢记国家嘱托，潜心苦读，最终以各门课程和毕业论文全优的成绩毕业。

1958年，李京文得知祖国经济建设急需人才，放弃苏联留校深造的机会，满怀热血与学识毅然归国，决心用所学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从苏联归国后，李京文就像一枚“螺丝钉”，国家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

1958年到1985年期间，他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北京经济学院、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多个单位任职。

1985年，李京文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从政界转换到学界，无异于一次“大型换轨”，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觉得社科院是“花瓶”，一无权，二无钱。

但对于李京文来说，科研才是他的兴趣所在。这次换轨更像是一次回归，经过兜兜转转，“螺丝钉”终于被放到了他最想去的位置。

就这样，中年的李京文走马上任，又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开始了新的奋斗。

很快，一项世纪工程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1986年前后，围绕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全国争论激烈。李京文被任命为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副组长，主持该小组的日常工作。

李京文毅然担起重任，和经济组其他56位成员一起开展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

他曾多次赴三峡库区，收集了大量数据；研究了多座古今中外的大型水坝，建立了数十组数学模型。对三峡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进行了大量的复杂运算。

1987年4月，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以53人赞成、4人反对，通过了厚达三百多页的有关三峡工程项目的综合经济论证报告。

李京文将核心结论归纳为一句话：“三峡工程有利有弊，根据综合经济分析，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做决策。”

“当时我们预算整个工程建设需要资金1900亿元，后来结算时花了1850亿元，说明预算还是基本准确的。”这次精准的测算，不仅有力支撑了科学决策，也为李京文和他所开创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在这之后，李京文又先后组织了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和环渤海经济圈、中部五省、海南、深圳等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制定等，为这些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科学支撑，为中华民族的工程建设史、经济发展史，增添了一篇篇光彩夺目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