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上海市委第一期党校毕业后，到1953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管理局，黄旭华连续变换了三个工作单位，承担了不同的工作。
党校毕业后，他首先被分配至华东军管会船舶建造处，该机构后改名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船舶建造处，它是一个在特殊背景下成立的特殊机构。1949年，全国大陆部分已经基本解放，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到了台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经在筹备解放台湾的工作。解放台湾需要大量的船只，船舶建造处就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成立的，其目的就是筹集和修造、改造用于解放台湾的各类船只。当时的建造处处长就是黄旭华在交通大学的业师辛一心。
由于黄旭华有专业基础，因此就去各船厂做技术指导。当时主要对征集来的客轮和货轮进行改装，以方便加装武器等军事装备。改装的船厂既有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已经收归国有的大公司，也有很多小的民营船厂。黄旭华等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技术指导，另一方面也是监督船厂的业务，防止偷工减料、保证船舶改造的质量。
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50年9月，一方面因为船舶改装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另一方面也由于抗美援朝爆发，船舶建造处的使命结束了，黄旭华就被调到了其时已完成国有化进程的招商轮船局工作。
其时的招商轮船局的局长是于眉。于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中共七大代表，原名于经海，蓬莱市安香于家村人。1950年秋，于眉出任中央交通部航务总局副局长，并兼任海运总局副局长、局长、海河总局局长、招商轮船局局长、港务局局长，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干部，依靠群众，自上而下系统地接管、改造招商局所属十多个企业，建立和恢复我国的江、河、海洋的水上运输业。后来，于眉还出任过交通部副部长及国家建委副主任。
黄旭华调到招商轮船局时有幸被于眉局长相中了，担任了局长秘书，这个时间大致是1950年10月。黄旭华做秘书期间，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帮于眉局长整理各种资料。于眉对资料的要求很高，强调必须系统、准确、细致，他的记忆力很好，每次去北京交通部开会，总能在会上说出一大堆准确的数据，时任交通部部长的章伯钧总是惊讶于眉脑子里为何总能装下那么多的数字。
黄旭华对于眉局长赞誉有加，说他工作作风有两大特点。一是工作泼辣、办事干练，有坚强的决心。在工作中，只要他决心一下，立刻雷厉风行，许多人都为之敬畏。第二个特点是对工作中的各种数据非常重视，没有数据没有发言权，不能随意做出决定。而掌握了数据，就必须做出坚定的决策和决心。
黄旭华在回顾与于眉局长短暂工作这段经历时，谦虚地自我评价说，于眉局长泼辣的工作作风他没有学会，在后来的核潜艇研制工作中，在需要果敢、坚毅的时候他缺乏一些勇气。不过，于眉局长的第二个特点他还是很好地继承下来了。这使得他在领衔研制核潜艇的过程中，也特别在意各种数据，通过数据发现问题、通过数据寻找思路、通过数据指挥工作。
黄旭华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大约也只有一年的时间。1951年秋季，具体时间黄旭华已经记不清了，上海港务局为了加强共青团的工作，成立团委，需要一个能力较强、具有活力的年轻领导打开工作局面。港务局的领导经过多方考察，相中了具有地下党工作经历、热情活泼而多才多艺的黄旭华，于是经过一番努力，把他从于眉局长身边夺了过来。就这样，黄旭华又调到港务局出任团委书记。
由于在交通大学“山茶社”、“大江歌咏团”、“晨社”所积累的工作经验，由于在党校学习所得到的理论上的修养及其任于眉秘书期间所得到锻炼，黄旭华的团委书记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使港务局共青团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较大的起色，打开了青年工作的局面。然而，对这份工作黄旭华却并不称心，毕竟他是学专业技术的，从内心来讲，行政工作对他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1953年1月，原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变更管理体制，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并更名为船舶工业管理局，地点仍然在上海。在新的船舶工业管理局组建的过程中，黄旭华在交通大学的很多同学及其他专业的校友都进入了这个单位，就连辛一心老师都在此出任设计处处长。黄旭华得知这个消息后动心了，他想进入这个单位干他喜欢的专业工作。
要调动工作，当然得一方同意接受、一方同意放人才行。船舶工业管理局这边工作好做，他们急需专业人才，黄旭华的同学、师长都在里面，接受应该没有任何障碍。可是，港务局这边卡壳了，黄旭华打了几次报告申请调动，要求归队继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但是港务局不批。于是，黄旭华一方面坚持工作，另一方面努力想着其他的办法。
最终，黄旭华通过一个“阳谋”实现了他的目标。为何叫“阳谋”呢，因为这个工作的调动纯粹是一个误会，黄旭华至今回忆此事时，在面露愧色的同时也报以会心的一笑。
原来，在港务局团委工作期间，港务局下属企业张家浜造船厂的共青团工作存在一些问题，黄旭华很想亲自蹲点到这家造船厂去，一来回归自己的专业，二来顺便把团的工作抓起来。黄旭华为此向港务局干部人事处打过几次报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准。而当黄旭华又一次拿着调动到船舶工业管理局的申请报告，并一再恳求希望组织满足他归队到专业岗位时，干部人事处的领导误以为黄旭华是继续申请调动到下属张家浜造船厂，也许这次领导被感动了，拿起申请报告看都没看就签字盖章同意了，可没想到是误批了。
黄旭华也估计到领导可能是误批了，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事不宜迟，他赶紧拿着领导的批复迅速办理了所有调动手续，接着就去船舶工业管理局报到了。约一个月后，这位领导想起了黄旭华，就问相关工作人员黄旭华在张家浜造船厂干得怎么样，回答说：“什么干得怎么样，人家都调走了，还是你批准的呢！”此时该领导如梦方醒，明白被黄旭华暗度陈仓办理了调动手续。该领导气急之下，命令一位叫张烈的同志，“你到船舶工业局去给我（把黄旭华）要回来！”可木已成舟、为时已晚，黄旭华已经在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一月有余了。
自1949年秋天到1953年春天，黄旭华走马灯似的三年换了三个工作单位，干过三项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且都把工作做的很出色。不过，三个单位还算关系密切，基本是围绕专业系统在打转，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提高和视野的开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在这三年期间，黄旭华还一直兼职统战工作。在1950年任招商轮船局局长于眉秘书时，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了帮助民主党的发展工作，从全市的中共党员中抽调一部分人加入民主党派，协助搞好民主党派及其统战工作。黄旭华及港务局的张烈被选中了，黄旭华加入民革，协助民革上海市委的工作。张烈加入了民盟，协助民盟上海市委的工作。黄旭华不仅参与民革的一些重要活动，还参加民革组织的定期学习。当时的学习活动很严肃、很规范，黄旭华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之首的金城银行董事长李维城。学习活动每周一次，每次都有讨论发言。大约由于黄旭华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民革的，因此黄旭华的发言往往得到他们的尊重和关注，黄旭华和民革同志的关系处理得也很融洽。
从1949年10月上海市委第一期党校毕业后，到1953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管理局，黄旭华连续变换了三个工作单位，承担了不同的工作。
党校毕业后，他首先被分配至华东军管会船舶建造处，该机构后改名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船舶建造处，它是一个在特殊背景下成立的特殊机构。1949年，全国大陆部分已经基本解放，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到了台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经在筹备解放台湾的工作。解放台湾需要大量的船只，船舶建造处就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成立的，其目的就是筹集和修造、改造用于解放台湾的各类船只。当时的建造处处长就是黄旭华在交通大学的业师辛一心。
由于黄旭华有专业基础，因此就去各船厂做技术指导。当时主要对征集来的客轮和货轮进行改装，以方便加装武器等军事装备。改装的船厂既有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已经收归国有的大公司，也有很多小的民营船厂。黄旭华等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技术指导，另一方面也是监督船厂的业务，防止偷工减料、保证船舶改造的质量。
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50年9月，一方面因为船舶改装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另一方面也由于抗美援朝爆发，船舶建造处的使命结束了，黄旭华就被调到了其时已完成国有化进程的招商轮船局工作。
其时的招商轮船局的局长是于眉。于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中共七大代表，原名于经海，蓬莱市安香于家村人。1950年秋，于眉出任中央交通部航务总局副局长，并兼任海运总局副局长、局长、海河总局局长、招商轮船局局长、港务局局长，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干部，依靠群众，自上而下系统地接管、改造招商局所属十多个企业，建立和恢复我国的江、河、海洋的水上运输业。后来，于眉还出任过交通部副部长及国家建委副主任。
黄旭华调到招商轮船局时有幸被于眉局长相中了，担任了局长秘书，这个时间大致是1950年10月。黄旭华做秘书期间，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帮于眉局长整理各种资料。于眉对资料的要求很高，强调必须系统、准确、细致，他的记忆力很好，每次去北京交通部开会，总能在会上说出一大堆准确的数据，时任交通部部长的章伯钧总是惊讶于眉脑子里为何总能装下那么多的数字。
黄旭华对于眉局长赞誉有加，说他工作作风有两大特点。一是工作泼辣、办事干练，有坚强的决心。在工作中，只要他决心一下，立刻雷厉风行，许多人都为之敬畏。第二个特点是对工作中的各种数据非常重视，没有数据没有发言权，不能随意做出决定。而掌握了数据，就必须做出坚定的决策和决心。
黄旭华在回顾与于眉局长短暂工作这段经历时，谦虚地自我评价说，于眉局长泼辣的工作作风他没有学会，在后来的核潜艇研制工作中，在需要果敢、坚毅的时候他缺乏一些勇气。不过，于眉局长的第二个特点他还是很好地继承下来了。这使得他在领衔研制核潜艇的过程中，也特别在意各种数据，通过数据发现问题、通过数据寻找思路、通过数据指挥工作。
黄旭华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大约也只有一年的时间。1951年秋季，具体时间黄旭华已经记不清了，上海港务局为了加强共青团的工作，成立团委，需要一个能力较强、具有活力的年轻领导打开工作局面。港务局的领导经过多方考察，相中了具有地下党工作经历、热情活泼而多才多艺的黄旭华，于是经过一番努力，把他从于眉局长身边夺了过来。就这样，黄旭华又调到港务局出任团委书记。
由于在交通大学“山茶社”、“大江歌咏团”、“晨社”所积累的工作经验，由于在党校学习所得到的理论上的修养及其任于眉秘书期间所得到锻炼，黄旭华的团委书记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使港务局共青团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较大的起色，打开了青年工作的局面。然而，对这份工作黄旭华却并不称心，毕竟他是学专业技术的，从内心来讲，行政工作对他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1953年1月，原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变更管理体制，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并更名为船舶工业管理局，地点仍然在上海。在新的船舶工业管理局组建的过程中，黄旭华在交通大学的很多同学及其他专业的校友都进入了这个单位，就连辛一心老师都在此出任设计处处长。黄旭华得知这个消息后动心了，他想进入这个单位干他喜欢的专业工作。
要调动工作，当然得一方同意接受、一方同意放人才行。船舶工业管理局这边工作好做，他们急需专业人才，黄旭华的同学、师长都在里面，接受应该没有任何障碍。可是，港务局这边卡壳了，黄旭华打了几次报告申请调动，要求归队继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但是港务局不批。于是，黄旭华一方面坚持工作，另一方面努力想着其他的办法。
最终，黄旭华通过一个“阳谋”实现了他的目标。为何叫“阳谋”呢，因为这个工作的调动纯粹是一个误会，黄旭华至今回忆此事时，在面露愧色的同时也报以会心的一笑。
原来，在港务局团委工作期间，港务局下属企业张家浜造船厂的共青团工作存在一些问题，黄旭华很想亲自蹲点到这家造船厂去，一来回归自己的专业，二来顺便把团的工作抓起来。黄旭华为此向港务局干部人事处打过几次报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准。而当黄旭华又一次拿着调动到船舶工业管理局的申请报告，并一再恳求希望组织满足他归队到专业岗位时，干部人事处的领导误以为黄旭华是继续申请调动到下属张家浜造船厂，也许这次领导被感动了，拿起申请报告看都没看就签字盖章同意了，可没想到是误批了。
黄旭华也估计到领导可能是误批了，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事不宜迟，他赶紧拿着领导的批复迅速办理了所有调动手续，接着就去船舶工业管理局报到了。约一个月后，这位领导想起了黄旭华，就问相关工作人员黄旭华在张家浜造船厂干得怎么样，回答说：“什么干得怎么样，人家都调走了，还是你批准的呢！”此时该领导如梦方醒，明白被黄旭华暗度陈仓办理了调动手续。该领导气急之下，命令一位叫张烈的同志，“你到船舶工业局去给我（把黄旭华）要回来！”可木已成舟、为时已晚，黄旭华已经在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一月有余了。
自1949年秋天到1953年春天，黄旭华走马灯似的三年换了三个工作单位，干过三项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且都把工作做的很出色。不过，三个单位还算关系密切，基本是围绕专业系统在打转，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提高和视野的开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在这三年期间，黄旭华还一直兼职统战工作。在1950年任招商轮船局局长于眉秘书时，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了帮助民主党的发展工作，从全市的中共党员中抽调一部分人加入民主党派，协助搞好民主党派及其统战工作。黄旭华及港务局的张烈被选中了，黄旭华加入民革，协助民革上海市委的工作。张烈加入了民盟，协助民盟上海市委的工作。黄旭华不仅参与民革的一些重要活动，还参加民革组织的定期学习。当时的学习活动很严肃、很规范，黄旭华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之首的金城银行董事长李维城。学习活动每周一次，每次都有讨论发言。大约由于黄旭华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民革的，因此黄旭华的发言往往得到他们的尊重和关注，黄旭华和民革同志的关系处理得也很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