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不懈地追求　无私地奉献──记著名力学家康振黄》）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山西狂轰滥炸,而一位少年在太原市的防空洞里,却潜心地做着作业。他就是满怀对侵略者的愤怒,暗暗下决心要献身于中华航空事业的中学生康振黄。

1942年,22岁的康振黄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1947年,他赴美国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航空工程专业。新中国诞生后,刚获硕士学位的康振黄断然拒绝了美国教授的挽留,远渡重洋,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他主动同解放军、共产党员交往,在党的关怀下不断进步。不久,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会,成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在盟组织关怀下,他又系统学习了“党内必读”等许多书籍,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他联系解放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确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逐步形成他此生不渝的信念:“绝对跟党走。”

1960年12月30日,康振黄满怀深情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中,我重新估价自己生命的意义,重新确定自己人生的价值,重新开拓新的生活… … ”虽然他的这一愿望直到1985年1月才实现,但他始终按照一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康振黄的社会职务颇多,现任主要职务就有全国人大常委、四川人大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等。但工作再忙,他从未放弃过科研工作。在任四川省副省长期间,他仍然保留着成都科技大学力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同他的科研班子和研究生制订科研方案。就在这段时期,他的生物力学学科点、博士生导师资格相继批下来了。当时,《中国青年报》还以“带研究生的副省长”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

康振黄的科研成果集中体现在他60余篇论文(其中30余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5本专著或译著以及主编的大型七卷《生物医学工程丛书》中。在科研上他是一流的,在教学上他也是一流的,他先后培养了研究生60余名,其中博士生10名,荣获四川省教委优秀博士生导师一等奖。

康振黄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有别于前人的突破性进展,还特别注意将所研究理论应用于实践。1969年下半年,康振黄被下放到成都科仪厂劳动。工人们在对这位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教授一丝不苟精神惊叹之余,慢慢同他交上了朋友,向他诉说工作中的困难。康振黄运用流体力学理论,提出了精密天平空气阻尼器的设计理论和计算公式,为工人解决了一大难题。他还每天蹬自行车来回两个多小时到成都机车车辆厂进行内燃机车调速器的设计制造。在华北任丘油田工作期间,他研制涡转速传感器,用于井钻杆和泥浆泵的速度检测试验。他研制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械人工心瓣——双叶翼型瓣的设计已在医学临床中运用。

不仅如此,康振黄还是中国生物力学的奠基人,正如中国第二届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杨桂通所说的:“中国生物力学的发展还应当感谢康振黄先生的卓越贡献,他成功领导了第一届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蓬勃发展,在国内外学术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我国在国际生物力学的一些学科领域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众所瞩目的。”

由于康振黄在生物力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使他有幸成为世界生物力学理事会理事。该会约40余名理事中,中国大陆仅1名。 1988年康振黄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的《远东及澳州名人录》里。对于这些,康振黄说:“我所以能取得这项成绩,关键全在于学习。”他常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学习的岁月,是虚度的岁月”。“重要的问题在刻苦学习,善于学习”。“最根本的学习应该是学习掌握一种理论科学体系。”他家里到处摆满中、外文书籍。他在外地开会,晚上除看新闻外,大多时间在读书。

康振黄生活十分简朴,不跳舞、不打牌,他常说:“人还是恬淡一点好。” 1984年6月,康振黄和一名助手去美国访问期间,他们住学生宿舍,到小餐馆就餐,三周时间只花54美元。他多次这样把节余的钱上交。一次中科院财务室的人问他:“怎么不自己买点书?”他说:“我自己用的书,该用自己的钱买。”

现已77岁的康振黄身体已不如前,最近又发现早期白内障,看书时间一长,眼睛就难受。北京出版社向他约一本临床医生用的“生物力学”方面的书,为了社会的需要,他还是挤出时间查资料、编目录… …真可谓殚精竭虑,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