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关于科技形势和加强科技管理的几个问题——访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教授》）

一九八三年九月,由五百四十一名专家组成的四川省科学技术顾问团成立了。她是由四川省委、省政府请出的“诸葛团”,是辅佐省委、省政府领导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智囊团。.这个顾问团经过全体成员的充分酝酸,选举产生了自己的领导机构一顾问团委员会。顾问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耽是我们访问的康振黄教授。

康振黄教授,生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一日,曾留学美国,在美国纽约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研究生部学习,获硕士学位。一九四九年三月回国后,先后任重庆大学教投,四川大学工学院教投兼院长,成都工学院教授、副教务长,成都科技大学教授、力学系主任、副校长,现在还担任了四川省的副省长,分管四川这个有一亿人口大省的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几方面的工作。

康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在力学上很有造诣,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四川省力学学会理事长。他很注意使力学向着更广泛的方向发展,让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新的光彩。这些年来,他致力于把力学同生物学、医学结合起来,为我国生物力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为此,他被推选为全国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八〇年,在美国召开戈登(Gordon)生物医学工程学术会议,康振黄教授应会议主席、美国伦塞勒多科性工学院生物力学研究室主任毛昭宪教授的特别邀请,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和在美国的好几所大学作了《中国生切医学工程的发展》的学术报告,受到高度评价。美国的电视还专门录放了他和毛昭宪教授在实验室里交谈的情况。一九八三年,有好几个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召开,如五月在武汉由中、日、美三国发起有七个国家的学者参加的“生物力学学术讨论会”,十一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流体力学学术讨论会”,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国际人工器官与血液灌流学术讨论会”。有的会上,康教投应邀作特邀学术报告;有的会议,他作为筹备组的中方成员,参加对会议的主持。

康教授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会调理、善分析、能组织的管理行家。不论在他领导课题研究的工作中,还是在他担任系主任、副校长、副省长的岗位上,都一定程度地显示出他的管理才能。我在大学念书时就是康教授的学生,以后又长期在一个学校里头工作,对他的学识和能力有一些了解。《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编辑部,为《科学家谈管理》组稿,约我专访康教授,请他就科技管理方面的问题发表见解。我作为一个科学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者,也有义务介绍科学家谈管理,也于我的专业工作有益,我自然应当尽力从之。康教授身为副省长,工作是很繁忙的,我只好先给他通个电话,约定一个时间,前去专访。他很热情,但很谨虚,总是说他讲不出什么好意见,更不值公开发表。经我说明:“编辑部已‘特约’我,来‘专访’您,那就谁也不要想推辞了”。他爽朗地笑了,应答了我的要求。我知道,康教授对于应答了的事情,从来是不会应付数衍的。在四川省政府他的办公室里,我们作了两次长谈。谈了经他认真思考并把提纲写在一个本子上的意见。康教授说,谈科技管理问题,首先要看到科技战线的形势。不认清形势,很难说到任务。我国科技战线形势很好,很乐观,这不是“套话”。特别是最近两年来,这种情况很鲜明。形势好有这么几个特点和表现:

第一,科学技术和作为科学技术重要墓础的教育,列入了国家的重要地位。这不论是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还是从中央的文件和采取的措施中,都体现了对科技、教育工作的重视。我们自己也深有感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重视。对此不可小看,它有划时代意义。解放前的情况不说了,就是解放后,也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这个时代特征很鲜明。科技人员都很振奋。

第二,社会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强烈的需要。农村把科技人员叫做“财神”,到处都在请“财神”、抢“财神”。工业和其它方面,也到处找科技人员当顾间,搞咨询,组织技术攻关。这种情况,也是过去所没有的,或者远没有这样广泛。这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健”、“振兴经济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等思想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了社会的实际斋要。恩格斯说过:“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国社会出现的对科学技术的强烈需要,必将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从来未有过的社会公认。这种状况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前儿年党中央就明确指出,我国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多好的品德,如刻苦精神、爱国热忱、与工农结合等。近年来,党中央又一再倡导,要在全社会树立一个“算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风气,一再地要求并且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某些传统偏见正在改变。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必须靠人去做。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同样,科技工作则要靠科技人员去做。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公认,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这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率业,不能不是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

第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大大加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说过:科学劳动是社会的一般劳动,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开展学术交流,就是马克思讲的“今人的协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教授从他接触的一些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交往的情况,具体说明了这几年我们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加强。这种学术交流的加强,对于促进研究、激发创造力、培养人才,都起了很好的作用。看到我国科技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就能增强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信心。上面列举的这些方面,既是我国科技形势大好的特点和表现,也是我们搞好科技工作应当充分运用的有利条件。

谈了科技形势后,康教授把话题转到如何做好科技组织管理工作的问题上。他说,科技的组织管理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对于这种组织管理工作,要看得广义一些,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儿方面去加强:

一,加强科技情报工作。搞科学研究,没有情报这一环,很难有所成就。成都科技大学这几年在生物力学方面能做一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这就和同国内外的交流多一点,了解的东西多一点有关系。但是,现代科学和过去的科学不同,过去在科学知识比较简单的时侯,研究者本人就可以把有关情报收集起来,现代科学的知识情报浩如烟海,靠研究者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然出现科学活动内部的社会分工,需要有一部分人去专门从享情报业务,使得情报工作专业化和社会化。这样,情报工作就不能不成为整个科技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对象。就四川情况看,省科委有科技情报所,,一些大的科研单位也有情报所或情报室。过去也做了不少工作,但还不能适应需要,网络还没有真正形成。另外,现在是有人做研究工作,有人做情报工作,但没有很好合作,情报工作和研究工作没有很好挂起钩来。总之,如何使情报业务适应科技工作的需要?如何真正形成情报系统的网络?如何使情报工作和研究很好地挂起钩来?这些都是科技组织管理要解决的问题。

二,加强协调工作。协调的内容很广,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也有科学技术活动内部的各种协调。有些协调已有人在做,但有些协调工作,还没有人去做,比如玲学科的研究就有这种情况。现在的科学和过去的悄况不同,很多科学研究很难讲它是哪一个学科的,象生物力学的研究,就有搞医学的,搞工程学的,搞材料科学的;还有许多技术攻关,也需要多学科的联合作战。康教授说,我现在搞生物力学,但我对生物就不大懂,要下几代的人,能才既懂力学,又懂生物学、懂材料科学、懂有关的工程学。因此,这就有个如何对跨学科的研究进行协调的问题。这种跨学科的协调谁去做,是专家做,还是领导做,国外成了学问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搞,这是我们的科技组织管理要解决的间趣。现在有些项目上不去,这和没有组织好跨学科的协调有关系。科学研究既要搞“梯队”,还要搞“联队”；搞“梯队”很重要,但搞“联队”有时更重要。

三,加强决策工作。决策是管理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正确的决策会带来很好的效果,错误的决策会造成重大的损失。要搞好决策,需要做好论证工作。党和国家很强调重大的决策都要经过充分的论证,目的就在于保证能作出正确的决策,避免在决策上的失误。决策的论证工作,我们也在做,其中有做得好的,但也有做得不好的,甚至于还有迁就、照顾情面的现象,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等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要搞好论证工作,需要从评议标准到工作方式都有一套严密的科学的指导性的东西。对一个重大项目进行论证的评议标准,总要看几个方面,如主客观条件如何,国家的需要如何,社会的相容性如何,资金投下去将来产生的效果如何,等等。每一方面还可以分解为若干更具体的便于评议的标准,形成一个评议的指标体系。应当看到,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它在社会系统里面进行着,总是要和很多变化着的因素发生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牵动,相互制约。决策论证常常要对多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权衡利弊,从中选出一个最为满意的方案。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料作依据。社会现象常常不是单因素决定的,而是服从统计规律。掌握的资料不充分,论证工作很难搞好。论证工作搞不好,决策很难做到正确。总之,如何搞好决策,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里面大有学问。

四,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验室里的工作。它是关系到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因为它处于科技与生产的交接处,所以很重要,但是,也正因为它处于科技与生产的交接处,也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成为科技管理与企业管理都不管的领域。现在,大家对科技成果的推广在认识上都有很大提高:一方面,搞科技的同志比过去更关心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并把它作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来认识,另一方面,搞生产的同志也比过去更关心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把它作为发展生产、振兴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的方针来认识。然而,从工作上看,这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谁来做,谁来研究这类问题,谁来提出一些规划性的设想,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从广义的科技管理看,应当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内容。当然,从广义的企业管理看,也应当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内容。先把两家“都不管”变成“都来管”。都来管,就有个协调问题。谁来协调,如何协调,是否需要有个专门机构,这可以进一步去研究。

康振黄教授最后还谈到教育问题。科技要发展,离不开教育这个墓础。科技发展应当和教育的发展相协调。发展教育,需要做好人才预测,但人才预测如不和科技发展联系起来,就谈不上准确预测。相反,科技发展如果不落在人才的配备上,也很难落实下来。过去也搞过几次力学规划,但人的问题不落实,给规划的落实带来很大困难。科技问题,说来说去还是个人才问题。现在,党和国家对科技、管理、教育都很重视,而且是历来没有过的高度重视,这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