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时，我和他是同一个物理系、同一个年级的同学。今天能出席这个座谈会和“钱三强星”命名仪式，我十分高兴。尤其看到他和我在清华物理系的同班同学王大珩也来了。在我脑子里冒出一句话：我们以有钱三强这样的同学为光荣。今天到会的同班同学当然还有何泽慧，她有力地参加了钱三强的工作，我要说的祝贺钱三强的话，也要对她说。因此，她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我的学长彭桓武也来了。彭桓武在清华物理系比我和钱三强等都高了一个年级。可是他的年岁比我们还都小。他在原子弹的试验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
关于钱三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比如说，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发现，并对之做出科学的解释等等，今天我不想多说了。今天我想着重说的——也是使得我深深感动的，是由于他和参加这一事业的同志们的努力，我们国家能以世界上想不到的速度，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因而震惊了世界。钱三强实在怎样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的？从国外的情况看，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紧张了，苏联不但拒绝了援助，而且还撤回专家，撕毁协议。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从国内的情况来说，中间还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还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破坏”），在三年困难时期，又发生饿肚子造原子弹的问题。幸亏聂荣臻元帅，动用军队力量，给了他们生活上的补贴。钱三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被抄家，一批宝贵的资料现在还没有下落。而且把他全家发配到陕西的郃阳农村。从时间来说，我们国家下决心努力掌握原子弹，是从钱三强把他的恩师约里奥-居里的“中国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掌握原子弹”的提示带到了我们的党，1955年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会议室，下了决心的时候开始的。掌握原子弹这一点，在1955年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一定要赶。赶，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当中，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进程：1945年7月美国首先在墨西哥州爆炸成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英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7月美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一年后1953年8月苏联成功地第一次进行氢弹试验。这个时候法国的原子弹正在研制中。
1955年我们决策时间当然相当晚。但是我记得1961年我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普格华许会议的情景。普格华许是加拿大一个渔村，有一个大资本家叫伊顿的在那里有个别墅。这个会议是罗素发起和支持的。普格华许会议带有核俱乐部的性质。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把中国也算进去了。第一次普格华许会议周培源参加了，是中国唯一的代表。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普格华许会议，周培源是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美国的团长是化学家Dotty。美国当选总统肯尼迪的第一号智囊，叫做罗斯托，是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团长。我是中国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团员有国际问题专家冯宾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还有两个工作人员外交部的张宗安和我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刘君礼）。在莫斯科举行这个会议的目的是限制更多的国家掌握核武器，要搞核裁军。这次普格华许会议，主要的国家是美国和苏联。这个时间离1955年我们的决策才只有六年。我们一直主张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不张扬。但是我想要国外一点也不知道，时间长了很难做到。因此，只有赶快抓紧时间去干。
这就说到我引以为荣的老同学钱三强了。钱三强在那段时间的毅力和组织能力，应该说是真的了不起。他把能够网罗的人才都团聚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事业上面，包括钱三强的老师吴有训，也被他请来了。他对与邻近的学科合作十分重视，比如说，他与电子学的陈芳允合作，也与力学方面的郭永怀合作。
他把在英国的核物理专家杨澄中（我们称之为“英杨”）和在法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我们称之为“法杨”）邀请回到中国。这时候，四十才出头的钱三强已经被看作是一只老母鸡，培育了他的得力的助手，有几位今天也到会了。他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专业人才。
人们简直不能相信中国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1965年5月9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其数据显示，这次试验含有热核材料，是一颗加强型的原子弹。同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成功地进行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成功。没发表一次这类“公报”，世界舆论总要轰动一次，惊叹一番，轰动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67年6月17日。那天深夜，从北京又飞出一条重要新闻：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上空爆炸成功。听说，6月17日一位塔斯社记者气喘吁吁地跑到了玻璃宫——那里联大特别会议刚开始。走到柯西金面前说：“总理同志，北京电台已经宣布，中国掌握了氢弹……”柯西金瞅着这位记者，但是说不出话来。记者又说：“总理同志，这次爆炸是在新疆进行的，就是毛派所控制的省份……我们曾经报道过此事……他们会让氢弹爆炸吗？”柯西金更加注意地瞅着记者，表情显得越来越烦躁不安。后来，他终于开了腔：“同志，你为什么如此慌张？你相信塔斯社吗？”
至于法国，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60年2月已经成功爆炸了，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要早四年零八个月，而法国的氢弹还一直不见动静（后来法国在1968年8月进行氢弹试验，比中国晚了一年零八个月）。难怪法新社6月18日发表电讯称：中国试验的第一颗热核氢弹，使最有经验和最了解情况的专家感到惊诧。惊诧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速度。还有消息从法国传出，说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具体证实戴高乐确实发火了，其中一些细节是时隔十几年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这样传到中国的：1979年1月，法国原子弹总署基础研究所所长J·霍洛维茨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问中国，他是钱三强的老朋友又是同行。他们在北京有过两次会见，霍洛维茨问了中国发展氢弹的事，同时谈到了法国科学界普遍感到惊奇和戴高乐批评了原子能总署。还有一次是五年后的1984年12月，被称为“快中子堆之父”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G·万德里耶斯访华，在北京时，钱三强在“便宜坊”请他吃烤鸭，席间他也问起和谈起氢弹的事情。这次万德里耶斯与五年前霍洛维茨所言大同小异，钱三强多次作为“花絮”介绍过，大体内容是：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惊诧，戴高乐总统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清楚中国为什么这么快的原因。他们说，戴高乐还拍了桌子。
这里有一个故事也可以作为“花絮”讲一讲。就在1964年10月，我参加了乌兰夫副总理带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民主德国庆贺他们的国庆。回国时经过莫斯科，在我们国家的使馆休息了一下。在回国的前夕，罗马尼亚的一个记者向我们透露，赫鲁晓夫要下台。第二天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去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的州委书记到机场来迎接我们，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你们在飞机上睡了一个晚上，可是我们苏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鲁晓夫同志不再担任我们的总书记了。”也就是在机场上，我们国家驻伊尔库斯克的领事告诉我们，我们国家今天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钱三强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不是用一般的言语可以表达的。
有一件事我想补充一下，1953年他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一起访问苏联。回来后有一个给国务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那时我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参加了对这个报告的讨论。当时大家认为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还不够成熟，以后就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后来又发展成我国的院士制度。
钱三强作为团长所作的这个报告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国研究生制度，这是我们提出制定学位制度的第一个文件。
关于“钱三强星”的命名，我十分高兴，我表示热烈祝贺。
钱三强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时，我和他是同一个物理系、同一个年级的同学。今天能出席这个座谈会和“钱三强星”命名仪式，我十分高兴。尤其看到他和我在清华物理系的同班同学王大珩也来了。在我脑子里冒出一句话：我们以有钱三强这样的同学为光荣。今天到会的同班同学当然还有何泽慧，她有力地参加了钱三强的工作，我要说的祝贺钱三强的话，也要对她说。因此，她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我的学长彭桓武也来了。彭桓武在清华物理系比我和钱三强等都高了一个年级。可是他的年岁比我们还都小。他在原子弹的试验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
关于钱三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比如说，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发现，并对之做出科学的解释等等，今天我不想多说了。今天我想着重说的——也是使得我深深感动的，是由于他和参加这一事业的同志们的努力，我们国家能以世界上想不到的速度，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因而震惊了世界。钱三强实在怎样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的？从国外的情况看，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紧张了，苏联不但拒绝了援助，而且还撤回专家，撕毁协议。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从国内的情况来说，中间还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还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破坏”），在三年困难时期，又发生饿肚子造原子弹的问题。幸亏聂荣臻元帅，动用军队力量，给了他们生活上的补贴。钱三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被抄家，一批宝贵的资料现在还没有下落。而且把他全家发配到陕西的郃阳农村。从时间来说，我们国家下决心努力掌握原子弹，是从钱三强把他的恩师约里奥-居里的“中国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掌握原子弹”的提示带到了我们的党，1955年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会议室，下了决心的时候开始的。掌握原子弹这一点，在1955年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一定要赶。赶，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当中，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进程：1945年7月美国首先在墨西哥州爆炸成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英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7月美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一年后1953年8月苏联成功地第一次进行氢弹试验。这个时候法国的原子弹正在研制中。
1955年我们决策时间当然相当晚。但是我记得1961年我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普格华许会议的情景。普格华许是加拿大一个渔村，有一个大资本家叫伊顿的在那里有个别墅。这个会议是罗素发起和支持的。普格华许会议带有核俱乐部的性质。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把中国也算进去了。第一次普格华许会议周培源参加了，是中国唯一的代表。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普格华许会议，周培源是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美国的团长是化学家Dotty。美国当选总统肯尼迪的第一号智囊，叫做罗斯托，是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团长。我是中国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团员有国际问题专家冯宾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还有两个工作人员外交部的张宗安和我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刘君礼）。在莫斯科举行这个会议的目的是限制更多的国家掌握核武器，要搞核裁军。这次普格华许会议，主要的国家是美国和苏联。这个时间离1955年我们的决策才只有六年。我们一直主张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不张扬。但是我想要国外一点也不知道，时间长了很难做到。因此，只有赶快抓紧时间去干。
这就说到我引以为荣的老同学钱三强了。钱三强在那段时间的毅力和组织能力，应该说是真的了不起。他把能够网罗的人才都团聚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事业上面，包括钱三强的老师吴有训，也被他请来了。他对与邻近的学科合作十分重视，比如说，他与电子学的陈芳允合作，也与力学方面的郭永怀合作。
他把在英国的核物理专家杨澄中（我们称之为“英杨”）和在法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我们称之为“法杨”）邀请回到中国。这时候，四十才出头的钱三强已经被看作是一只老母鸡，培育了他的得力的助手，有几位今天也到会了。他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专业人才。
人们简直不能相信中国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1965年5月9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其数据显示，这次试验含有热核材料，是一颗加强型的原子弹。同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成功地进行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成功。没发表一次这类“公报”，世界舆论总要轰动一次，惊叹一番，轰动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67年6月17日。那天深夜，从北京又飞出一条重要新闻：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上空爆炸成功。听说，6月17日一位塔斯社记者气喘吁吁地跑到了玻璃宫——那里联大特别会议刚开始。走到柯西金面前说：“总理同志，北京电台已经宣布，中国掌握了氢弹……”柯西金瞅着这位记者，但是说不出话来。记者又说：“总理同志，这次爆炸是在新疆进行的，就是毛派所控制的省份……我们曾经报道过此事……他们会让氢弹爆炸吗？”柯西金更加注意地瞅着记者，表情显得越来越烦躁不安。后来，他终于开了腔：“同志，你为什么如此慌张？你相信塔斯社吗？”
至于法国，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60年2月已经成功爆炸了，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要早四年零八个月，而法国的氢弹还一直不见动静（后来法国在1968年8月进行氢弹试验，比中国晚了一年零八个月）。难怪法新社6月18日发表电讯称：中国试验的第一颗热核氢弹，使最有经验和最了解情况的专家感到惊诧。惊诧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速度。还有消息从法国传出，说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具体证实戴高乐确实发火了，其中一些细节是时隔十几年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这样传到中国的：1979年1月，法国原子弹总署基础研究所所长J·霍洛维茨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问中国，他是钱三强的老朋友又是同行。他们在北京有过两次会见，霍洛维茨问了中国发展氢弹的事，同时谈到了法国科学界普遍感到惊奇和戴高乐批评了原子能总署。还有一次是五年后的1984年12月，被称为“快中子堆之父”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G·万德里耶斯访华，在北京时，钱三强在“便宜坊”请他吃烤鸭，席间他也问起和谈起氢弹的事情。这次万德里耶斯与五年前霍洛维茨所言大同小异，钱三强多次作为“花絮”介绍过，大体内容是：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惊诧，戴高乐总统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清楚中国为什么这么快的原因。他们说，戴高乐还拍了桌子。
这里有一个故事也可以作为“花絮”讲一讲。就在1964年10月，我参加了乌兰夫副总理带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民主德国庆贺他们的国庆。回国时经过莫斯科，在我们国家的使馆休息了一下。在回国的前夕，罗马尼亚的一个记者向我们透露，赫鲁晓夫要下台。第二天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去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的州委书记到机场来迎接我们，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你们在飞机上睡了一个晚上，可是我们苏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鲁晓夫同志不再担任我们的总书记了。”也就是在机场上，我们国家驻伊尔库斯克的领事告诉我们，我们国家今天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钱三强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不是用一般的言语可以表达的。
有一件事我想补充一下，1953年他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一起访问苏联。回来后有一个给国务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那时我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参加了对这个报告的讨论。当时大家认为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还不够成熟，以后就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后来又发展成我国的院士制度。
钱三强作为团长所作的这个报告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国研究生制度，这是我们提出制定学位制度的第一个文件。
关于“钱三强星”的命名，我十分高兴，我表示热烈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