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沈克琦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饭店报到，参加一个会议。通知时他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直到8月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才得知，这是邓小平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但在这时，他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它关乎高等教育的招生，关乎几百万青年人的前途，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一直延续到了30 多年后的今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谱写了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主任的沈克琦，当时便作为17名高校教师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影响深远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便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自己主抓科教方面工作，要把科技教育方面的损失夺回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科研怎么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么符合四个现代化和赶超的要求?……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有顾虑。”

对于与会者最为关心的能否推翻“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邓小平明确表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该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作了贡献，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对“两个估计”的否定让所有在座的科研工作者倍受鼓舞，让他们看到了科研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希望。打碎了长期束缚手脚的枷锁，期盼科学的春天早日到来，与会代表心无旁鹭，积极建言献策，为科研教育诊病把脉。

沈克琦作为高校教师的代表，在会上着重反映了因取消招生考试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导致的学生文化基础差的情况。如1972年北京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竟然有超过一半未完成高中学业，甚至有20%只有小学文化，被社会上戏称为“北京中学”。学生基础薄弱、水平参差不齐也给高校的教学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大学教育甚至无法进行，更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举例说，部分工农兵学员甚至没有学习过分数加减法，在求解时采用分子、分母分别相加的办法，得出了1/2加1/2 等于2/4的错误答案。教师试图帮助他理解，问他吃馒头时先吃半个，再吃半个，一共吃了多少馒头，学生竟答：“二两”，令人哭笑不得。这个例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给高校教学带来的重重困难，让人深刻地感受到“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不经过文化考试的那一套招生制度的弊端，看到了高校招生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恢复高考的议题已经呼之欲出。

终于，在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8月6日的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的吴健中在发言中重点谈到了招生制度的问题，提出“高校应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招生推荐制度的严重弊端，希望对招生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在查先生发言过程中，邓小平在询问了刘西尧招生进展并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当即拍板今年还有机会，要坚决改。要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机会，这涉及几百万人。要有些措施，不能使社会发生波动，重要的是要招到能学的人。会上，中国科技大学担任助教的温元凯提出了。“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十六字基本方针。这时邓小平插话，十六字方针中“单位同意”这句话要去掉。有人脾气坏一点，得罪了领导，他就不同意。在8日的总结会上，邓小平再次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时至今日回首往事，否定招生推荐制度在当时是违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精神的，更何况在“两个凡是”政策当道的历史背景下，讲出这些话是很需要勇气的。但出于对科学教育的热忱，让与会人员一致赞同招生改革的提议，沈克琦从自身30 年的教学经历出发，坚决支持査全性副教授的发言。就这样，停滞了十多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终于在1977年得以恢复，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从此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步入大学校门。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给全国数百万有志深造的青年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使高校能够招收到合格的学生，而且用铁的事实驳斥了“读书无用论”，扭转了托关系、走后门的不良社会风气。自此之后，学校的秩序方逐渐步入正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广大知识分子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