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求明即将从上海中学毕业，准备报考大学。父亲夏仲方当时已经是上海当地比较有名的中医了，他精通医道，见识开阔，对于唯一的儿子夏求明的未来学业思虑再三：是否让夏求明继承自己的衣钵继续从医？他又该接受什么样的医学教育呢？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西思潮混杂，中西医的观念与地位呈现出剧烈的冲突，这些思潮和社会形势的转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夏求明的学业选择。

19世纪初期，伴随西方军事和政治的扩张，西医作为“神学的侍女”跟随宗教传播到中国。晚清时期，西医受到民间和清政府双重的质疑和排斥；但鸦片战争以后，医学传教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在华基督教仅次于布道和教育的第三大活动领域。1861年，英国人雒魏林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基督教会医院（现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其后任者德贞经过多年经营，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获得了官方认同。洋务运动后，中西文化交流日甚。1881年，李鸿章聘用马根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此后，西医也开始进入海关检疫部门。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主张，创立京师大学堂，下谕“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①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科仿日本体例，共七科，医科为第七科，下设医学、药学两目。1904年，医科被列为第四科，并规定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至此，西洋医学在经历了排斥拒绝与接受支持的百般波折后，终于得到官方支持，为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开启了绿灯。

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近代社会，“文化救亡”一直是进步人士追求的主题之一。20世纪初期，中国医学深陷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漩涡之中，在整个传统中学受到抨击破坏、西学备受推崇的氛围中，中医遇到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医学救亡思想开始涌现，西医被提升到救亡运动的重要高度，而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无法确证的经验体系和师徒传承的教育方式，与西方医学形成鲜明反差，与近代科学文化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代表。

民国时期，政府照搬西方国家的卫生行政体系正式确立，很多医学留学生纷纷回国，代替西方传教士成为国内推广西医的中坚力量，正规系统的医科教育学制也在全国高等教育中全面展开。虽然整个民国时期，西医在数量上无法与庞大的中医队伍相提并论，但在学术地位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经过多年努力，西医不但牢牢站稳脚跟，而且全面超越中医，取得绝对的地位和优势。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等人的“废止中医案”，将近代中西医废存之争推向高潮。此案一出，全国震动，引发中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抗争风潮，后来国民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了废止中医的提案。虽然提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中医的否定逐渐被舆论所接受。此后，终民国之世，中医药界为生存的斗争一直此起彼伏，中医学界也开始尝试科学化的道路。

夏求明的父亲夏仲方是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仲方成为上海中医带教西医的第一人，也是早期研究中西医结合药物的中医学者之一。在此背景下，夏仲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学习西医。父母询问夏求明感兴趣的学科，夏求明回忆起小时候在松江老家幸福的童年，又觉得自己很喜欢栽树种花，就说想去学农科，以后要做园艺师。父亲听了儿子的想法，略觉孩子对农学专业的认识不足，便建议他还是从医更好，夏求明听从父亲的意见，报考了当时上海著名的教会私立大学-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招考时间比其他学校要早一点，入学考试有国文、英语、数学三科，时值抗战末期，上海许多高校内迁，圣约翰大学留沪未迁，所以向学青年大量报考。夏求明凭借在上海中学打下的扎实基础，顺利通过招生考试，进入圣约翰大学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