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于同隐曾第一次见识了化学系的毕业生，当年仅有吴浩青、钱志道两人毕业，且都留校任教。他自己的毕业典礼已不能在杭州举行，只能在离乱中举行。全面抗战爆发后，地处东部的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踏上了史无前例的漫漫西迁之路。他们穿越江南六省，驻足6个地方，辗转跋涉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多，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在此办学6年半，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浙江大学也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由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成长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剑桥”。
1937年9月21日，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虽然条件简陋，又地处深山，但师生朝夕相处，授课答疑更为便利。因此，计划多时的“导师制”开始推行起来，首创国内高等教育风气之先。10月25日，竺可桢作《大学生之责任》的纪念用演讲，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致命弱点是“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称职的老师向学生“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不称职的老师“以授课为营业”。因此，他对在天目山实行导师制取得的成效极为欣赏，“师生融融一堂．通力合作”。他勉励同学们砥砺道德学问，立志“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在这国难当头的困难时期，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告诫学生们不能存有到大学得一门技艺，“以为日后谋生”的想法。
11月11日起，浙大本部二、三、四年级师生分三批转移至建德，由大轮船拖民船赴桐庐，在桐庐换小轮至建德。于同隐作为学校最高年级即四年级学生，与同级同学最后离开杭州。他们于11月13日晚上11点乘坐轮船启行。轮船非常拥挤，教职员及家属住官舱最拥挤，女生住房舱较舒适，男生住上舱。按计划次日早上8点可抵达桐庐，下午四五点可到建德。却因行李过重，在富阳耽搁4个小时，到中午才抵达桐庐。夜间在桐庐上游暂作停留，15日晨又遇大雾不能开船，到9点才启行，直到下午3点才到目的地，整整晚了一天。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全部用汽车或船只搬离杭州。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也分批行动，或乘车船，或靠步行，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
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在建德仅一月有余，又于12月25日被迫踏上艰难的赴赣历程。师生们组成若干小队，由导师率领，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乘上民船，到兰溪后再溯梅溪而坻金华，再经衢州、常山、玉山、樟树等地，行程752里，历时25天，终于在1938年1月20日抵达江西吉安。于同隐所属四年级与三年级学生于12月25日下午4点第二批从建德出发，抵达金华后，因原预定自江山来金华的汽车在衢州被军队扣留，只得折回兰溪走常山。
2月18日起，浙大在吉安上完两星期课程，结束考试，度过寒假，又沿水陆两路前往吉安南面40公里的泰和县城。在泰和时期，由于战乱，物资缺乏，浙大师生家属生活极其艰苦。就在竺可桢校长前往贵州、云南考察寻觅新校址时，爱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染上了疟疾，先后病逝于泰和。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直逼南昌。8月13日起，浙大师生分两路沿湘赣公路、湘桂铁路和赣粤水路分批出发，前往广西宜山。此次西迁，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行程1000余里，历时70余日，到10月底才抵达目的地。在宜山，根据竺可桢的倡导和提议，浙大决定以“求是”作为校训。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在此完成了《浙江大学校歌》的词曲创作。1939年11月25日，南宁陷落，浙大决定再次西迁。12月6日，首批教职员工离开宜山，前往贵州。1940年2月3日，竺可桢在遵义江公祠开始办公。2月9日，暂迁贵阳青岩的一年级和先修班360多名师生开始上课。2月22日，迁到遵义的二、三、四年级学生也开始上课。5月起，浙大又按原计划将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迁往湄潭。12月中旬，一年级和先修班师生迁至湄潭永兴。
就读于浙大化学系四年级的于同隐，与师生们一起踏上了西迁的征程。他回忆说：
浙江大学那时候大概五六百人，我们一个班只有几个人。1938年日本人开始打过来，我们逃难逃到江西，从浙江的建德逃到江西的吉安。有个《流亡大学》的电影就是关于浙江大学的，浙大从浙江逃到江西，然后逃到贵州。当时条件很艰苦，铁路是从浙江开往江西的浙赣铁
路，车子是新的，比较小。我们从杭州乘火车，乘火车就乘了1个月，后来火车头逃走了。我们上不了火车，即使上了火车也没用，火车走不了。我们就在站台上打电话，问火车头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候的火车是轻轨，不像现在的铁路是重轨，铁轨的高低不一样，有接头接起来的。我们被扔在轻轨上没有人接，又没有火车头。在浙赣线上了走了好久，后来到了江西樟树，是靠着火车尾的动力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们临时上课的地点。设备都用卡车运过来。后来又跑到浙江建德，在建德停下来，但是随后又搬到江西吉安。
于同隐没有随浙大理学院西迁到最后落脚地湄潭，4年学业结束，他已经到了毕业的时候。1938年6月26日，浙大第十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在江西泰和萧氏祠堂举行。战乱期间，毕业典礼也很不规范，教育部和浙江省、江西省都没有代表与会，出席典礼的只有教职员及学生。“行礼如仪”后，竺可桢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演讲，富有哲理、充满激情。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斯，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在结束讲话时，竺可桢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学校西迁途中，也有不少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奋勇杀敌。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们，认为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
当年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有70多人，化学系与于同隐一同毕业的有李琼华、李德埙、沈静真、姚慧英等人，他的中学同学过兴先等也一同毕业。
1935年7月，于同隐曾第一次见识了化学系的毕业生，当年仅有吴浩青、钱志道两人毕业，且都留校任教。他自己的毕业典礼已不能在杭州举行，只能在离乱中举行。全面抗战爆发后，地处东部的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踏上了史无前例的漫漫西迁之路。他们穿越江南六省，驻足6个地方，辗转跋涉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多，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在此办学6年半，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浙江大学也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由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成长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剑桥”。
1937年9月21日，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虽然条件简陋，又地处深山，但师生朝夕相处，授课答疑更为便利。因此，计划多时的“导师制”开始推行起来，首创国内高等教育风气之先。10月25日，竺可桢作《大学生之责任》的纪念用演讲，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致命弱点是“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称职的老师向学生“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不称职的老师“以授课为营业”。因此，他对在天目山实行导师制取得的成效极为欣赏，“师生融融一堂．通力合作”。他勉励同学们砥砺道德学问，立志“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在这国难当头的困难时期，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告诫学生们不能存有到大学得一门技艺，“以为日后谋生”的想法。
11月11日起，浙大本部二、三、四年级师生分三批转移至建德，由大轮船拖民船赴桐庐，在桐庐换小轮至建德。于同隐作为学校最高年级即四年级学生，与同级同学最后离开杭州。他们于11月13日晚上11点乘坐轮船启行。轮船非常拥挤，教职员及家属住官舱最拥挤，女生住房舱较舒适，男生住上舱。按计划次日早上8点可抵达桐庐，下午四五点可到建德。却因行李过重，在富阳耽搁4个小时，到中午才抵达桐庐。夜间在桐庐上游暂作停留，15日晨又遇大雾不能开船，到9点才启行，直到下午3点才到目的地，整整晚了一天。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全部用汽车或船只搬离杭州。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也分批行动，或乘车船，或靠步行，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
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在建德仅一月有余，又于12月25日被迫踏上艰难的赴赣历程。师生们组成若干小队，由导师率领，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乘上民船，到兰溪后再溯梅溪而坻金华，再经衢州、常山、玉山、樟树等地，行程752里，历时25天，终于在1938年1月20日抵达江西吉安。于同隐所属四年级与三年级学生于12月25日下午4点第二批从建德出发，抵达金华后，因原预定自江山来金华的汽车在衢州被军队扣留，只得折回兰溪走常山。
2月18日起，浙大在吉安上完两星期课程，结束考试，度过寒假，又沿水陆两路前往吉安南面40公里的泰和县城。在泰和时期，由于战乱，物资缺乏，浙大师生家属生活极其艰苦。就在竺可桢校长前往贵州、云南考察寻觅新校址时，爱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染上了疟疾，先后病逝于泰和。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直逼南昌。8月13日起，浙大师生分两路沿湘赣公路、湘桂铁路和赣粤水路分批出发，前往广西宜山。此次西迁，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行程1000余里，历时70余日，到10月底才抵达目的地。在宜山，根据竺可桢的倡导和提议，浙大决定以“求是”作为校训。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音乐家应尚能在此完成了《浙江大学校歌》的词曲创作。1939年11月25日，南宁陷落，浙大决定再次西迁。12月6日，首批教职员工离开宜山，前往贵州。1940年2月3日，竺可桢在遵义江公祠开始办公。2月9日，暂迁贵阳青岩的一年级和先修班360多名师生开始上课。2月22日，迁到遵义的二、三、四年级学生也开始上课。5月起，浙大又按原计划将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迁往湄潭。12月中旬，一年级和先修班师生迁至湄潭永兴。
就读于浙大化学系四年级的于同隐，与师生们一起踏上了西迁的征程。他回忆说：
浙江大学那时候大概五六百人，我们一个班只有几个人。1938年日本人开始打过来，我们逃难逃到江西，从浙江的建德逃到江西的吉安。有个《流亡大学》的电影就是关于浙江大学的，浙大从浙江逃到江西，然后逃到贵州。当时条件很艰苦，铁路是从浙江开往江西的浙赣铁
路，车子是新的，比较小。我们从杭州乘火车，乘火车就乘了1个月，后来火车头逃走了。我们上不了火车，即使上了火车也没用，火车走不了。我们就在站台上打电话，问火车头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候的火车是轻轨，不像现在的铁路是重轨，铁轨的高低不一样，有接头接起来的。我们被扔在轻轨上没有人接，又没有火车头。在浙赣线上了走了好久，后来到了江西樟树，是靠着火车尾的动力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们临时上课的地点。设备都用卡车运过来。后来又跑到浙江建德，在建德停下来，但是随后又搬到江西吉安。
于同隐没有随浙大理学院西迁到最后落脚地湄潭，4年学业结束，他已经到了毕业的时候。1938年6月26日，浙大第十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在江西泰和萧氏祠堂举行。战乱期间，毕业典礼也很不规范，教育部和浙江省、江西省都没有代表与会，出席典礼的只有教职员及学生。“行礼如仪”后，竺可桢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演讲，富有哲理、充满激情。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斯，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在结束讲话时，竺可桢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学校西迁途中，也有不少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奋勇杀敌。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们，认为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
当年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有70多人，化学系与于同隐一同毕业的有李琼华、李德埙、沈静真、姚慧英等人，他的中学同学过兴先等也一同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