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一族开枝散叶，除少数人仍在恬园，绝大多数已散布于各处。
朱干与章荃婚后头几年，三个子女相继出生。长子朱白安（后改名朱力士），长女朱文波，次女朱年三（后改名朱建中）。1936年3月28日，朱建士出生，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就将他的小名取作“立四”。此时，家里还请过奶妈，雇过保姆，一家人的生活幸福美满，朱文波在自述中说：
父母亲是自由职业者，都有职业，生活过得很舒服。在后来的三年，又生了弟妹，一家子共有六口，生活仍很好。我父亲是在明德大学商科系毕业，曾在炼锌厂及河南盐栈里做过经理。后来，因为他性情倔强不会吹拍，因此他不满商界，就改业教书。
1937年，朱干带着家人去河南商丘谋生，将幼小的朱建士寄养在乡下奶妈家中。
然而，好景不长，丰衣足食的日子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发生，朱建士父母和兄姐仓促逃回长沙。不久，朱干由于少年时曾经患过脑膜炎没有得到根治而复发并发症，经常间歇性发病，无法控制情绪，走在路上，一看到水就会晕倒，无法再从事工作，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这时，朱干的父亲早已去世，二哥朱宽炚失踪，从朱干的家里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持，家庭堕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窘境，一家人只得投靠章荃的娘家，迁至长沙市郊长沙县东乡杨梅河栖身。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在经历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之后，由于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是民国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因此，日军把湖南视为下一个重要的战略攻击目标。
为了应对日寇对长沙的进犯，国民党计划实施“焦土抗战”策略，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大火变得无法控制，1938年11月13日凌晨的大火，最终导致长沙3万余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这场文夕大火，让章荃家的产业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章父忧愤交加，不久辞世，家业由此败落。
朱建中曾回忆道：
父病重后，我们住在乡下，母亲没有工作，我们的生活费用和父亲的医药费都是靠过去父亲做事时的一点积蓄来维持。因为有支出而没有收入，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亲戚朋友对我们也一天不如一天，因为我们穷了。
他们是见钱眼开的人。当时的情形之下，父病，我们四姊妹又小，不能帮助家里，母亲又不能工作，因家庭牵连了她，妈妈把过去买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还在城里卖了一部分，在乡下做了一段时期小生意，勉强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费用。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知道遭受了旁人和亲属多少白眼。即便如此，在不久之后，章荃的哥哥还是不能容忍妹妹一家的拖累，把朱干章荃一家六口赶出家门，一家人就此丧失了栖身之处。
章荃只得到杨梅河镇上租屋居住，又在镇里毛家祠堂乡村小学找到一个教师的差事，以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病中的朱干浑然不知家境艰辛，仍然按过去的习惯生活，经常拿钱在外喝酒，无钱时还在酒馆赊账，夫妻间常有争吵。
从朱建士记事起，几乎就没见母亲休息过。早上一睁眼，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招呼孩子们起床，一家人吃完早饭，稍事收拾，上午上课的时间就到了，她匆匆赶往课堂教学。母亲教的是“复合班”，一个班里有多个年级。先给一个班的学生教新课程，其他学生自习、写作业。教完这个班，布置完作业，再教下一个班。所有班都教过一遍之后，上午的教学也基本结束。她又要赶回家开始准备午饭，午饭之后又马不停蹄回到学校，下午教学又开始了。下午下课后是回家准备晚饭，晚饭之后是批改学生作业。批改作业累了，就纳一会鞋底，权作休息。由于怕年幼的朱建士跌进屋边的池塘溺水，母亲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牵着母亲的衣襟，朱建士的启蒙教育是从“旁听”母亲的讲课开始的。母亲做饭时，会一边烧火一边告诉他“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纳鞋底时，会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和道理、故事一起铭刻在他心底的，是母亲的刚强、勤劳执着与吃苦的精神。母亲一心望子成龙，只想几个孩子读了书出来做大事，不论家庭情况如何每况愈下，还是拼着命地送孩子们读书。
章荃对朱建士抱有厚望，从小就叮嘱他要努力读书，将来升官发财，好赚钱养她。她很辛勤地到处筹措学费，总向孩子们说：“我所有的钱、精力都用在你们身上了。将来就要靠你们了。”向孩子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想。在母亲的教诲下，年少的朱建士学习很努力、刻苦，成绩也很好，当时的目的只是将来能升官发财，考虑问题时也多从个人利益出发。
朱建士在1954年的自传中写道：
母亲师范毕业后直到现在担任小学教师，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只想我们读好书出来做大事，不论家境情况如何不好，还是拼命送我们读书，我从小就跟她在一起，六岁时跟她到保育院一直到小学毕业，进中学到现在最和她接近，受她的影响最深。
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也称为“长沙保卫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
此时，战火已烧至长沙城下。章荃已经陷于孤立无助的绝境。朱干的小妹朱玉华及时伸出了援手，把久病不愈的朱干接到她的家里去寄养，后又带朱干一起逃到了重庆。章荃将朱文波送到长沙县东乡王家湾大姑母朱福清家当干女儿。经打听，桂林有个儿童教养所，但这个学校只收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弟，章荃娘家一个叔叔是国民党团长，在前方战死了，他有个女儿比章荃的次女朱年三大两岁。利用这个机会，章荃把次女改成和自己姓，叫章年三，忍痛将她托别人送到广西桂林的儿童教养所。“这个学校是外国人经办的，信奉上帝，我尚不太懂事，只是跟着大家一同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④朱建中在教养所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直到1941年底，逃难至桂林的大伯朱宽潍将她领回，寄养到逃难在湖南祁阳的大姑母朱福清家。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章荃想尽了办法，不惜夫离女散。1941年12月30日，在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前一天夜里，章荃带着朱力士、朱建士两个儿子，抛弃了家里的一切，逃难到了衡阳。
朱氏一族开枝散叶，除少数人仍在恬园，绝大多数已散布于各处。
朱干与章荃婚后头几年，三个子女相继出生。长子朱白安（后改名朱力士），长女朱文波，次女朱年三（后改名朱建中）。1936年3月28日，朱建士出生，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就将他的小名取作“立四”。此时，家里还请过奶妈，雇过保姆，一家人的生活幸福美满，朱文波在自述中说：
父母亲是自由职业者，都有职业，生活过得很舒服。在后来的三年，又生了弟妹，一家子共有六口，生活仍很好。我父亲是在明德大学商科系毕业，曾在炼锌厂及河南盐栈里做过经理。后来，因为他性情倔强不会吹拍，因此他不满商界，就改业教书。
1937年，朱干带着家人去河南商丘谋生，将幼小的朱建士寄养在乡下奶妈家中。
然而，好景不长，丰衣足食的日子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发生，朱建士父母和兄姐仓促逃回长沙。不久，朱干由于少年时曾经患过脑膜炎没有得到根治而复发并发症，经常间歇性发病，无法控制情绪，走在路上，一看到水就会晕倒，无法再从事工作，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这时，朱干的父亲早已去世，二哥朱宽炚失踪，从朱干的家里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持，家庭堕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窘境，一家人只得投靠章荃的娘家，迁至长沙市郊长沙县东乡杨梅河栖身。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在经历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之后，由于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是民国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因此，日军把湖南视为下一个重要的战略攻击目标。
为了应对日寇对长沙的进犯，国民党计划实施“焦土抗战”策略，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大火变得无法控制，1938年11月13日凌晨的大火，最终导致长沙3万余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这场文夕大火，让章荃家的产业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章父忧愤交加，不久辞世，家业由此败落。
朱建中曾回忆道：
父病重后，我们住在乡下，母亲没有工作，我们的生活费用和父亲的医药费都是靠过去父亲做事时的一点积蓄来维持。因为有支出而没有收入，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亲戚朋友对我们也一天不如一天，因为我们穷了。
他们是见钱眼开的人。当时的情形之下，父病，我们四姊妹又小，不能帮助家里，母亲又不能工作，因家庭牵连了她，妈妈把过去买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还在城里卖了一部分，在乡下做了一段时期小生意，勉强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费用。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知道遭受了旁人和亲属多少白眼。即便如此，在不久之后，章荃的哥哥还是不能容忍妹妹一家的拖累，把朱干章荃一家六口赶出家门，一家人就此丧失了栖身之处。
章荃只得到杨梅河镇上租屋居住，又在镇里毛家祠堂乡村小学找到一个教师的差事，以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病中的朱干浑然不知家境艰辛，仍然按过去的习惯生活，经常拿钱在外喝酒，无钱时还在酒馆赊账，夫妻间常有争吵。
从朱建士记事起，几乎就没见母亲休息过。早上一睁眼，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招呼孩子们起床，一家人吃完早饭，稍事收拾，上午上课的时间就到了，她匆匆赶往课堂教学。母亲教的是“复合班”，一个班里有多个年级。先给一个班的学生教新课程，其他学生自习、写作业。教完这个班，布置完作业，再教下一个班。所有班都教过一遍之后，上午的教学也基本结束。她又要赶回家开始准备午饭，午饭之后又马不停蹄回到学校，下午教学又开始了。下午下课后是回家准备晚饭，晚饭之后是批改学生作业。批改作业累了，就纳一会鞋底，权作休息。由于怕年幼的朱建士跌进屋边的池塘溺水，母亲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牵着母亲的衣襟，朱建士的启蒙教育是从“旁听”母亲的讲课开始的。母亲做饭时，会一边烧火一边告诉他“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纳鞋底时，会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和道理、故事一起铭刻在他心底的，是母亲的刚强、勤劳执着与吃苦的精神。母亲一心望子成龙，只想几个孩子读了书出来做大事，不论家庭情况如何每况愈下，还是拼着命地送孩子们读书。
章荃对朱建士抱有厚望，从小就叮嘱他要努力读书，将来升官发财，好赚钱养她。她很辛勤地到处筹措学费，总向孩子们说：“我所有的钱、精力都用在你们身上了。将来就要靠你们了。”向孩子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想。在母亲的教诲下，年少的朱建士学习很努力、刻苦，成绩也很好，当时的目的只是将来能升官发财，考虑问题时也多从个人利益出发。
朱建士在1954年的自传中写道：
母亲师范毕业后直到现在担任小学教师，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只想我们读好书出来做大事，不论家境情况如何不好，还是拼命送我们读书，我从小就跟她在一起，六岁时跟她到保育院一直到小学毕业，进中学到现在最和她接近，受她的影响最深。
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也称为“长沙保卫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
此时，战火已烧至长沙城下。章荃已经陷于孤立无助的绝境。朱干的小妹朱玉华及时伸出了援手，把久病不愈的朱干接到她的家里去寄养，后又带朱干一起逃到了重庆。章荃将朱文波送到长沙县东乡王家湾大姑母朱福清家当干女儿。经打听，桂林有个儿童教养所，但这个学校只收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弟，章荃娘家一个叔叔是国民党团长，在前方战死了，他有个女儿比章荃的次女朱年三大两岁。利用这个机会，章荃把次女改成和自己姓，叫章年三，忍痛将她托别人送到广西桂林的儿童教养所。“这个学校是外国人经办的，信奉上帝，我尚不太懂事，只是跟着大家一同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④朱建中在教养所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直到1941年底，逃难至桂林的大伯朱宽潍将她领回，寄养到逃难在湖南祁阳的大姑母朱福清家。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章荃想尽了办法，不惜夫离女散。1941年12月30日，在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前一天夜里，章荃带着朱力士、朱建士两个儿子，抛弃了家里的一切，逃难到了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