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的个性风格十分醒目：严谨、严格、严肃。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里的老科学家们都说，陈能宽一辈子最相信的就是数据。他听科研工作者汇报的时候，一边听讲，一边看实验报告。他根据实验报告来提问题，表情非常严肃，有的时候甚至给人一种印象：他似乎没怎么听讲。如果谁工作没做好，他就直截了当地就具体数据讲具体问题。

陈能宽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他的观点，“真正的老师是实验数据，实验数据在教我们怎么做。”

陈能宽院士

来源丨西安科学家博物馆

1960年6月，陈能宽被调到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实验研究途径”来解决核武器最为关键的爆轰设计。

在艰苦条件下，他率领队伍经过两年多时间，做了上千次实验，终于使“内爆法”的关键技术实现了突破，解决了一系列对原子弹研制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为了取得最真实的数据，陈能宽对参试各小组的实验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实验都要有详细记录，所有照片必须保留。每次做完一个实验，参试人员必须当场用草本做出笔录，然后再抄写到正本上；经过认真核查后，每份记录都要签上所有实验、记录、检查人员的名字以示负责。

在陈能宽严格的要求和工作作风影响下，身边的科研人员逐渐养成了勤记的习惯，为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掌握了核裂变武器研制技术。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获悉核聚变武器的密码。

陈能宽参与了当时中国大部分核试验的方案制订和组织领导实施工作。要知道，开展一次核试验耗资很大，不夸张地说，很多数据是千金难换。在核武器研制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我国是开展实验次数最少的国家，总共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相比起苏联和美国上千次的试验次数，我们只是他们的零头。我国科研人员“一次实验，多方收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科技发展道路，而陈能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能宽在工作中

来源丨西安科学家博物馆

科研之外，陈能宽的“严”体现在他对纪律的恪守，这也让很多人不适应。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迁到四川后，院部和研究所在大山沟里分散着，生活十分枯燥和不方便。有时小车队的司机会带一些“熟人”外出办事，可是从来没有人敢用陈能宽的车徇私。

有一次，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新司机，出车时把自己的妻子带上了。陈能宽上车前问：“她是谁啊？”司机赔笑地说是自己爱人，顺便到镇上去办事。

结果陈能宽当着同车的其他人毫不留情面地说：“保密处对我有规定，我的用车不能随便搭载不相关人员，因为有可能在车上讨论工作，要考虑保密问题。”这个司机碰了一鼻子灰。

路上气氛自然有些沉默。到了一个叫“石牛”的地方，陈能宽突然问同车的同志：“石牛镇有石牛吗？见过吗？”那个同志说没见过。陈能宽叫司机在路边停下车，一起去看看石牛。下车后，陈能宽悄悄地说：“我说话有点太直接了，停车休息一下，缓和缓和气氛。”

陈能宽（右一）与杜祥琬（左一）在实验室

来源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

作为一个从事国家绝密工作的科研人员，陈能宽知道稍有不慎，就有泄密的危险，也许一张纸片，一句无心的闲聊，在别有用心的人那里，都能成为情报的来源。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西北大漠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消散，而陈能宽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敬业、求实奉献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