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还飘着冷雾，王铁冠裹着老棉袄坐在床头，耳朵紧紧贴住收音机。短波信号总爱“跑台”，一阵电流杂音过后，“mass spectrometry（质谱）”的发音就断了线。他赶紧抓过笔记本，凭着模糊的记忆写下音标，等天亮了再去图书馆查词典核对。那时候他每月工资56元，看着百货商店里标价600元的夏普录音机，他咬了咬牙——这几乎是半年的积蓄，却能把飘忽的电波变成随时能听的教材。妻子心疼地说“家里还没买电视”，他却笑着把录音机抱回来：“这是‘科研武器’，比电视金贵。”

此后十年，这台录音机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野外队的帐篷里，他用它回放英语课文；实验室的角落里，他靠它听国外学术讲座。磁带转得泛了白，他就拆开清理磁粉；电池耗得快，他就省着用，只在关键段落反复听。直到1986年赴美访学，他拿出珍藏的物理笔记——那是北京石油学院时期唐老师讲近代物理时记的，扉页都磨破了，里面详细记录着质谱学的基础原理，这让他快速理解了《Introduction to GCMS》（《气相色谱-质谱简介》）的核心内容，让美国导师都惊叹“你像早就学过”。

这份十年磨成的“外语硬功”，很快派上了大用场。1978年11月，王铁冠带着地质锤、罗盘，跟着石油部的任务队钻进燕山深处。当时天寒地冻，崖壁上的岩石冻得像铁块，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他趴在冰冷的岩面上，手套磨破了指尖，仍用放大镜一寸寸排查每一粒砂粒。突然，几粒黑亮的碎屑映入眼帘——是沥青！他心头一紧，小心翼翼地用地质刀刮下样品，裹进三层锡纸袋里，揣在怀里保温，像捧着稀世珍宝。

回到实验室，同位素检测仪器的指针稳定后，分析报告上显示的年龄数据让整个团队沸腾：6.73亿年！这是国内发现的最老的古油藏，填补了中元古代油气勘探的空白。可更让王铁冠兴奋的是，沥青样品的色谱-质谱图谱上，出现了一组从未见过的峰形——这意味着一种未知的生物标志物，藏在这亿万年的岩石中。他盯着图谱看了整整一夜，铅笔在纸上画满了推测的分子结构，“这东西一定能揭开古生物演化的秘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字迹力透纸背。

“没有标样，说破天也不算数。”王铁冠翻遍了国内外文献，跑遍了北京、南京的科研院所，都没找到匹配的数据。直到1982年，他通过中国科学院的朋友辗转联系上阿根廷有机地球化学所的专家，对方被他连续三年的书信追问打动，用铝箔小心翼翼包了一点点标样寄来——那是从天然产物中提取的三环萜烷化合物，全球仅少数实验室拥有。他把标样锁在实验室的铁柜里，每次取用时都要戴双层手套，生怕指纹或水汽影响检测精度。

接下来的三年，实验室的灯光成了江汉石油学院最晚熄灭的光。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色谱-质谱图谱，指尖在图纸上比对着峰形的高低、宽窄，连吃饭时都在琢磨“C18与C20的保留时间差”。有次妻子送饭到实验室，看到他的手背上沾着绘图墨水，指节因为反复翻图纸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桌上的图谱按“月份”摞成了半人高的小山。1990年深秋，当他把自己分离出的化合物与阿根廷标样一同注入仪器，屏幕上两条曲线完美重合时，他忍不住拍了下桌子，声音哽咽——“就是它！13α（正烷基）-三环萜烷！”

1991年，《中国科学》刊登了他的研究成果。不久后，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来信寄到了学校，信里说要将这个新化合物录入全球数据库，供国际同行检索。王铁冠拿着信，走到窗边望向远方——那是燕山的方向，也是他十年前听着收音机、啃着冷馒头的方向。“搞科研哪有捷径？不过是认准了方向，就不回头罢了。”他把信夹进那本磨破的物理笔记里，又转身走进了实验室，灯光依旧亮到后半夜，映照着他对科研的赤诚初心。

作者：张万松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理学院

审核专家：周广刚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