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根据导弹研制系统工程特点，聂荣臻元帅提出了“三步走”原则，即研制导弹在一定的计划期内，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在探索研究，一种在设计和试制，一种在定型后小批量生产。

1965年6月，聂荣臻在听取钱学森汇报时指出：“东风二号”技术问题不大了，“东风三号”是重点，“东风四号”做准备，“东风五号”是探索、搜集资料。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一页。

1964年8月，“东风三号”研制工作全面启动。

东风三号发射

来源 | 人民网

“东风三号”设计全长20.96米，最大直径2.25米，起飞重量65吨，起飞推力104吨，发动机比冲239.5秒，工作时间135秒。

1965年，时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的任新民全面主持了“东风三号”导弹研制工作。由于自主掌握的技术有限，型号研制进程充满艰辛，推进剂选择、发动机四机并联……一个个重大技术难题横在研制团队面前。

航天专家（左起：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

来源 | 中国航天报

“东风三号”的YF-2液体火箭发动机采用了多项新技术，攻关任务重，难度大。为提高发动机的比冲，任新民决定使用可贮存的硝酸和偏二甲肼作为推进剂。然而，偏二甲肼有剧毒，外国技术专家断言：使用偏二甲肼等于抱着老虎睡觉。

面对难题，任新民与发动机过程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一起反复分析、研究和试验，终于得出结论：偏二甲肼的毒素不是积累性的，人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将毒素排出，并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药。后来在发动机试车等研制工作中，凡接触偏二甲肼的人员事先都服一片解毒特效药。

最终，国防部五院和国防科委批准了中程导弹采用可贮存的偏二甲肼作燃烧剂。时至今日，我国在役的液体地地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还在使用偏二甲肼作燃烧剂。

任新民与刘少奇讨论弹道导弹发动机的研制情况（1965年5月）

来源 | 微航天微信公众号

1966年12月26日和1967年1月12日，“东风三号”进行了第一、二发遥测弹的飞行试验，取得了基本成功。但这两发弹都出现了同一故障现象，即YF-2发动机的Ⅱ分机分别在工作到111.2秒和129秒时，推力下降，导致弹头未落入预定弹着点。任新民心急如焚，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东风三号”导弹操作训练

来源 | 中国航天科工微信公众号

任新民提议去导弹落区寻找“物证”。时值严冬，任新民一行来到深入沙漠100多公里的落区指挥所，决定开展实地搜索。他拄着木棍跟勘测搜寻人员一起深入戈壁大漠，开始了紧张的搜索，终于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关键零部件残骸！

这些“物证”让他们查清了故障原因，并采取了针对性改进措施。1967年5月26日和6月10日，“东风三号”在酒泉发射基地的两次发射飞行试验均获成功！

无线电专家黄纬禄因为1956年钱学森的一场报告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他穿上军装，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导弹研制之旅。

黄纬禄担当起“东风三号”导弹控制系统负责人的重任，他深知国防重器不能受制于人，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的志气。

黄纬禄在观看弹上设备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国内大多数技术人员从未搞过导弹，黄纬禄鼓励大家：“搞研究，像爬山一样，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再高再陡的山也能登顶”。当时研发导弹控制系统需要进行海量的数学计算，凭着一部老式的手摇计算机，黄纬禄带领同事全员上阵，人工计算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导弹攻击目标的精准度。

面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电子计算机和精密机械工业薄弱的困难，黄纬禄和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提出并采用“双补偿”制导方案，即纵向采用以陀螺积分仪为测速元件的补偿式捷联制导方案，横向采用垂直陀螺仪“背表”的制导方案，在工程上实现了用比较简单的器件组成比较精确的制导系统。

这一方案不仅用于“东风三号”导弹的控制系统，也用在了后续各型号液体导弹的控制系统中。

黄纬禄（前排左四）与试验队员在试验基地合影

来源 | 黄纬禄院士传记

在黄纬禄的主持下，我国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用10年时间就走过了从仿制到研制的自主创新之路，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为了发挥中程地地导弹的潜力，自1981年开始，“东风三号”进行了提高射程的改型工作。改型后的“东风三号”导弹，于1985年12月和1986年1月进行了两次飞行试验，均获成功。

1987年，沙特阿拉伯向中国购买“东风三号”导弹，对该地区政治与军事方面影响深远。

审核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原秘书长周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