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中，有一张聘请小麦育种学家金善宝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任命书。

金善宝聘书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这“一纸调令”将金善宝从南京调去北京，从此开启了他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农科院”）的不解之缘。

1965年，金善宝开始担任中国农科院院长一职，此时的他已70高龄。自此，他一干就是17年，堪称中国农科院“在位”时间最长的院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中国农科院的重建。

金善宝

来源｜《金善宝》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在这场盛会上，金善宝荣获先进科学工作者奖及两项重大科技成果奖。大会发言时，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八十二岁了，但我的心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征道路上，我要把八十二岁当成二十八岁来过，把我的余年贡献给我国的小麦育种事业。”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金善宝深入分析了全国各省农业生产状况，深感中国农科院作为全国农业科研单位的领头羊，必须肩负起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重任。然而，当时的现实却让他忧心忡忡：中国农科院不仅缺乏先进的试验仪器，连基本的试验用地也严重不足，甚至行政办公室都设在简陋的防震棚中。这样的条件，显然难以支撑高水平的科研工作，更难以承担引领全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任。

恢复建制工作刻不容缓！

1978年，金善宝提出在北京昌平购置1000亩试验用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提议未能与农业部达成共识。尽管如此，金善宝并未放弃，他将这件事牢牢记在心里，等待时机再次争取。

1982年12月，金善宝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汇报三江平原考察情况时，特意带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物所”）的三位所长，亲自向王震副总理反映了作物所面临的困境。王震听后，表示会尽快通过农业部给予支持。这一承诺让金善宝看到了希望。

1983年春节期间，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何康前来给金善宝拜年。金善宝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让作物所副所长吴景锋通知所长李奇真一同到家中。在喜庆的新春氛围中，何部长带来了好消息：“作物所要求征购的1000亩试验地，和计划修建的实验办公楼，我们考虑上世界银行第二期农业科技教育项目，用国内配套经费买地、盖楼，贷款中有较大比重的经费可以直接从国外购进一批仪器设备……”临别时，何部长握着金善宝的手说：“老人家，请放心吧！作物所的事，我们一定抓紧办好。”

不仅如此，金善宝推动了一批国家和地方农业科研机构的实验室和试验田进行整顿、完善和更新。在配备常规仪器设备的基础上，重点引进了大型仪器和成套设备，逐步实现了实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同时，他还推动组建了一批国家和部门的重点实验室，并对农业科研机构的试验场和基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科研条件，还逐步实现了田间作业的机械化和系列化，使这些基地成为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

在农业科技领域，科研条件固然重要，但金善宝深知，人才才是推动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要想让中国农科院重新焕发生机，必须把那些优秀的人才请回来。

他亲自写信给那些被迫离开中国农科院的技术骨干，言辞恳切。他呼吁他们以大局为重，重新回到这片曾经挥洒汗水的科研热土。

金善宝首先想到了他的得意门生——鲍文奎。这位曾因成功培育八倍体小黑麦而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的科学家，在农业科学领域早已声名鹊起。金善宝认为，像鲍文奎这样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科研骨干，理应回到全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继续为国家的农业发展贡献力量。他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文奎要是不回来，我就算用绳子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接到恩师的来信，鲍文奎毫不犹豫地回应道：“金老亲自叫我回来，那我一定得回去！”他的回归，让一大批曾被迫离开的科技人员纷纷响应，重新回到了中国农科院。

在金善宝的努力下，中国农科院渐渐走上了正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农作物育种方面，中国农科院培育出一系列适应不同环境的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农作物品种。不仅满足了国内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需求，还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提升了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人才培养方面，在金善宝的倡导和引领下，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多的青年科研人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各个科研项目的骨干力量。

如今，中国农科院依旧传承着金善宝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农业科研的道路上不断前行。那些曾经在他感召下回归的科研骨干和新生力量一起，持续深耕农业科研领域。从分子育种到智慧农业，从生态农业到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国农科院的研究成果不断拓展着农业发展的边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