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漂流,你会想到什么?估计很多人会想到休闲旅游项目——玩水。或许有些人还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体育项目,而鲜有人将其与科学考察联系起来。
1986年4月21日,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以下简称“长漂队”)。同年11月25日,长漂队驾着红色橡皮艇在六级大风掀起的浪涛中安然漂至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横沙岛,从而完成了历时五个多月的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重任。这是人类首次实现无动力全程漂流长江,为解开长江之谜、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提供了科学依据。
要抢在美国人之前完成长江首漂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上游水流湍急,总落差达5400米,成为国外探险者征服的一个目标。
1985年初,“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将于8月抵达中国,试图完成长江首漂”的消息传至国内。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尧茂书闻听愤言:“漂流长江的先锋应该是中国人!绝不能让国外探险者率先完成这一壮举!”为此,尧茂书提前一年启动计划,自费购置装备,甚至在大渡河、沱沱河反复试漂。
1985年6月,尧茂书开启了长江第一漂。然而,仅一个月后,尧茂书遇难的消息震动全国。1985年7月24日,长江金沙江段的激流中,尧茂书的遗体被发现。这位35岁的探险者,在漂流1270公里后因触礁身亡。
1985年9月5号,《四川日报》头版刊登了报道尧茂书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长歌祭壮士》,随后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尧茂书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点燃了无数“后继者”要抢在美国人之前完成长江首漂的决心,直接催生了长漂队的诞生。
确定16项科考项目
彼时供职于攀枝花矿务局的杨勇是“后继者”之一。1981年从重庆煤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金沙江边的攀枝花矿务局从事地质工作。
杨勇在科考探险途中
来源 | 四川日报
1986年4月21日,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几位青年科学家的倡议之下,长漂队在成都组建。队员中,由漂流爱好者、科学工作者、随队记者及安全保卫、后勤人员等组成,杨勇成为其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河南洛阳的八位青年也自筹资金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这两支探险队定的目标,那就是跟尧茂书一样,要赶在美国人之前完成对长江的首次全程漂流。
最终,长漂队确立了长江河源区干流沿岸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利用等16个科考项目,涵盖冰川消融、植被演替、地质灾害预警等前沿领域。
1986年6月3日,长漂队从成都出发到西藏拉萨,转而北上到长江源头沱沱河。6月16日正式开始长江漂流和科学考察。“我们这群人都没有经历过漂流,甚至有人是‘旱鸭子’,出发以前只有一些简单的训练,对江河的认识几乎是空白,尤其是缺乏水文险滩资料。”杨勇说。
部分长漂队员合影(右一为杨勇)
来源 | 四川日报
到了江源看到冰川,看到长江最初始的面貌,队员们一开始都很兴奋。不过随着漂流持续,艰苦就随之而来。“特别是进入通天河,当年还算无人区吧,两岸几乎见不到人,每天伴随着雨雪、大风、太阳暴晒,大家会起高原反应。”杨勇说,进入险滩后,衣服打湿、食品冲跑一类的事情司空见惯,有时还有熊扑到江里袭击漂流艇。
获得大量一手资料
长漂队队员各自抱着不同的目的。有些为了追求探险刺激或进行体育锻炼,有些为了观赏祖国山河美景。杨勇从一开始就坚定了科学考察的初心——希望在探索金沙江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疑问,能够借由长漂的机会得到解答。
在长江源头冰川融水处,杨勇采集到第一份水样。随后,哪怕经历翻船、队友失踪乃至遇难,他都不忘每隔50公里采集水样,同时对河谷两岸滑坡、泥石流和地貌特征进行观察记录。带着破烂不堪的地图和千疮百孔的相机,全程6000多公里的长江,杨勇共获得水样、地质标本1000多件,拍摄了3000多张河谷地貌照片。
1986年11月25日,历时5个多月的艰难漂流,长漂队抵达长江入海口,完成了长江河源区干流沿岸综合科学考察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及其开发保护利用等16项考察任务。然而,在漂流过程中,孔志敏、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和记者万明等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万明在采访本上留下最后一篇报道:“漂流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认识自然。我们测得了长江源头第一组水文数据,绘制了金沙江段首张地质灾害图谱——这是对生命最好的告慰。”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唐古拉山口
来源 | 人民画报
长漂队获取了河流、地貌、人文、地理等一系列一手科学资料,还开创了中国江河探险史上全新的考察方式,为解开长江之谜、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提供了依据。
例如,泥石流专家、“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获得者唐邦兴和其他科考人员一起,全面系统地考察和掌握了金沙江流域泥石流的分布、成因、类型、特征及危害情况。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前党委书记、长漂队总指挥侯惠仁回忆说:“这次科学考察不仅填补了许多科学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对保护和合理利用长江中下游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科学家卢嘉锡高度赞扬这次科学考察是“综考源流赋新篇,一清二楚赛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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