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班常见一老头，头戴一顶怪怪的黑毛线帽，身穿中式棉袄，外加一件皮背心……”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往来的人群里，同事们常常看见这样一个没有学者架子，衣着朴素寻常的身影。人们很难把这位不起眼的老人，和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的筹建者和早期领导者之一陈世骧联系在一起，而这却正是这位昆虫学家最朴素鲜活的模样。

陈世骧做昆虫分类研究

来源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陈世骧生于鱼米之乡嘉兴，遍地稻田滋养着他的童年。年少时，他便目睹了虫害过后农民颗粒无收、衣食无着的惨状。他的父亲是当地治螟委员会的委员之一，经常在家里谈论水稻虫灾、科学治虫等。陈世骧不仅此时便立下“治虫报国”的决心，还从稻田中领会到毕生躬身践行的信念：人要像稻穗一样，饱满的弯着腰，空瘪的才扬着头，有内涵的人，一定是埋头做事的。

怀着这份初心，1934年，陈世骧在巴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归国，一头扎进昆虫学研究，把毕生所学献给祖国。

中国的虫害由来已久，从公元前707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千六百多年里，我国有记录的重大蝗灾就有数百次。《农政全书》中写道：“惟旱极而蝗，数千里之间，草木皆尽。”蝗虫过境，田畴为之一空，饥荒接踵而至，饿殍遍野，是长久压在国人头顶的梦魇。

1953年，新中国遭遇建国后第一场大规模蝗灾。彼时陈世骧已是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灾情紧急，他迅速统筹调度，集结全所科研力量，打响了全面反击东亚飞蝗的战役。

1953年，陈世骧(前排左二)来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时与该所同事合影

来源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他的统筹安排下，钦俊德领衔生理学研究，分析蝗虫的代谢与繁衍；马世骏领衔生态学研究，探究蝗虫群体行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陆近仁领衔形态学研究，识别不能飞行的幼虫，把蝗灾扼杀在迁飞之前；熊尧、龚坤元领衔毒理学研究，开发杀灭蝗虫的办法……

多管齐下，在全国植保界同行的共同努力下，绵延数千年的蝗灾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这项伟大的功绩，在1959年被毛泽东主席总结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农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两大成就之一。昆虫研究所在此过程中开展的工作，被总结为“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然而获奖名单上没有陈世骧的名字。作为制定全局规划，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人，陈世骧却认为，具体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他并没有做什么，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圆满完成任务。”

陈世骧与其助手在实验室内研究昆虫

来源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人生而平等。不管坐到什么位置，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从昆虫研究所到动物研究所，在近三十年的所长任上，陈世骧始终如此。

纵观陈世骧的一生，除去繁重的行政统筹，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学术耕耘，更为中国生物学播下了极具前瞻性的理论火种。他1929年投身昆虫分类，一生鉴定发表昆虫新种700多个、新属60多个，把叶甲总科分类由三科改进为六科，被国际同行采用。1956年青岛遗产学座谈会后，他把进化论与分类学结合，创立进化分类学，提出“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变是物种发展的根据，不变是物种存在的依据”。据此写成的《进化论与分类学》，仅五十余页，却蕴含无穷深意。

陈世骧写的《进化论与分类学》手稿

来源 |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连续又间断’的分类特征，都是逻辑推演的产物。受当时研究条件所限，没有实验数据可以支撑。”他的学生杨星科说，“我这几十年来，就试图一个一个去解释他提出的理论。”陈世骧超前的思想，留给后人漫长的求证之路。

1979年，年逾古稀的陈世骧，郑重提笔填写入党志愿书，字迹沉稳恳切：“我热爱祖国，期望祖国繁荣强大；我热爱科学，盼望科学昌盛发展。从我开始科研工作之日起，我就兢兢业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出一把力。”心绪激荡下，他还写了四句诗来抒发壮志：“科研老卒，意在过河；生命不已，壮志难磨；涓流虽小，积少成多；晚霞万里，照澈清波。”“老卒”二字，是自谦，也是赤诚：哪怕年华老去，依旧愿意做科研阵线上向前冲锋的士兵。

陈世骧的《入党志愿书》

来源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稻穗熟了，总是沉甸甸地垂下去。陈世骧的一生便是一株饱满的稻穗：功劳归于团队，荣誉让给他人，把自己放得很低，却稳稳托举起中国昆虫学与进化分类学的根基。这份俯身耕耘、不计得失的精神，如同种子落入泥土，在一代代科研人手中接续，薪火不息。

科学家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