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高位增产，再创新高。12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较上年增加167.5亿斤，增长1.2%，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

“中国饭碗”越端越牢，既凝聚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也饱含着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小麦育种学家李晴祺就是其中一位。几十年来，他扎根麦田，践行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用毕生心血助力充盈天下粮仓。

1960年，李晴祺被任命为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副主任，便开始重点围绕小麦育种开展系统的研究探索。1969年，李晴祺临危受命，在特定历史时期，挑起小麦育种研究的重担。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受土壤质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小麦平均亩产仅50—80公斤左右。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事不宜迟。

李晴祺把创造小麦新种质作为科研工作的目标和志向。他认为，我们国家自己创造的小麦种质资源少，品种遗传基础狭窄，这是制约育种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要把育种搞上去，必须重视种质创新研究。

常年扎根田间地头，李晴祺很快明确科研方向——培育小麦新品种。针对当时小麦品种存在的抗性低、易倒伏、增产潜力低等突出难题，他将高产、多抗、矮秆作为主要目标，从创造新种质入手，高起点攻关！ 

种质资源从哪来？只有开门搞育种。当年9月，李晴祺来到西安取经交流。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赵洪璋院士，是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当时，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晴祺，向他介绍自己保存的育种材料，并叮嘱助手：“李老师需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材料。”

赵洪璋还专门向李晴祺介绍了从德国引进的育种材料“牛朱特”，并嘱托：“这个材料抗性特别好，但它个子太高、成熟太晚，很难利用，我没利用上，希望你想办法把它利用起来。”

经赵洪璋院士介绍，李晴祺对“牛朱特”这个育种材料特别感兴趣。可是，想要驯服这头“牛”绝非易事。育种作为基础科研工作，耗时长、见效慢。一个新品种的培育，通常需耗时近10年。即便如此，李晴祺从没想过退缩。

1969年秋，李晴祺和助手把育种材料播种到试验田，证实“牛朱特”成熟期较晚，其花期与普通小麦相差27天以上，别的小麦都快熟了，它才刚打苞孕穗，根本无法进行小麦杂交。

第一次试验就这样失败了。

1970年秋，李晴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用分期播种的办法，将极晚熟的“牛朱特”早播，将孟县201等其他普通小麦亲本晚播，尝试双向调期实现花期相遇，但还是事与愿违。

第二次的试验又失败了。

1971年冬季，李晴祺对影响“牛朱特”与其他品种花期相遇的因素进行了梳理，决定把这两类亲本材料都放到温室里，采取了调控种子处理、调整两个亲本播期、光照处理、肥水处理、剪蘖处理等五项综合措施，让“牛朱特”与孟县201的花期相遇。

1972年春季，这场试验终于成功，“牛朱特”与孟县201的花期相遇。李晴祺和同事们只获得了4粒杂交种，但就是这4粒种子，打开了“牛朱特”利用的大门。

此后，他们先以孟县201与“牛朱特”杂交获得第一代种子，再以该一代种子为父本、矮丰3号为母本进行复合杂交，攻克了新种质杂交难关。三个亲本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称为“矮孟牛”。

1981年，“矮孟牛”的三大重点种质型及其代表系得到确定。矮秆、多抗、高产的小麦新种质终于诞生了！选育新品种迅速提上日程。

李晴祺干劲十足：一定要快一点！快一点，才能多出品种、出好品种！他边试验、边繁育、边示范、边推广。在选育鲁麦1号的同时，同步推进其他品种的选育工作。1983年起，课题组再培育出5个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创造了当时小麦育种界罕见的速度。

2022年，92岁的李晴祺告别了牵挂一生的麦田。他生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到试验田里，要永远守望着这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沃土。同年，在世界小麦版图上，中国以1.38亿吨的小麦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审核专家：刘永伟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旱碱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