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里，一架“米-8”直升机低空盘旋，舱门大开。一位科学家被尼龙绳系在机身框架上，手里紧紧握着地物波谱仪，像端着一支冲锋枪，对准地面目标。高空风灌进来，飞机颠簸得厉害，机舱里噪声很大，他便扯着嗓子报数据。这不是在拍电影，也不是特技演员在挑战极限，而是这位科学家为了获取准确的地物波谱数据，不得已采取的高难度作业。

他，就是童庆禧。

而这种“硬核操作”，在童庆禧的人生里并不是第一次。

1978年12月，童庆禧在“米-8”型直升机上打开机舱门测量地物波谱

来源 |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1966年，31岁的童庆禧参加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负责太阳辐射和高山冰川小气候研究。他背着四十多公斤的仪器和物资，从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前往6500米的前进营地，独自在那里驻守了一周。

高寒缺氧，水烧到70摄氏度就沸腾，米饭蒸不熟；带来的红烧肉、黄焖鸡罐头一打开，看见凝固的油脂就反胃。他便想出一个办法：用冰雪融水调成面糊，撒点盐和脱水葱，把钢精锅的锅盖翻过来当鏊子，摊煎饼。就靠着这样的“高原煎饼”，他独自撑过了七天，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观测，天黑才回帐篷整理数据。

童庆禧背着行囊攀登珠峰

来源 |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两年后，他再次登上珠峰科考之路。途中先后有两名队友高原反应严重，他护送他们从海拔6300米下撤到5900米的营地，徒步三四公里，花费几个小时。安顿好队友后已是深夜，他又独自摸黑折返，冰塔林立，巉岩纵横，没有头灯，只有一弯冷月。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和团队获取了中国第一批珠峰太阳光谱实测数据，纠正了美国学者“珠峰太阳辐射不强”的片面结论。

“吃过这种苦，生活中的苦就都看淡了。”在冰天雪地里锤炼出的坚韧，为童庆禧后续的科研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珠峰上的测量告一段落后，童庆禧的目光从一座山转向了一片国土。1972年7月，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不久，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地球资源卫星”大规模调研和论证工作，童庆禧便积极参与进来。

童庆禧在6300米高山测量太阳的光谱辐射

来源 |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1975年，童庆禧作为主汇报人向钱学森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开展调研的情况，不料却被泼了一盆冷水。钱学森坦率地指出，就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尚无发射此类太阳同步轨道资源卫星的条件，并提出：“资源卫星的关键就是遥感，建议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12年科学规划抓‘两弹一星’和四项紧急措施一样下功夫抓遥感技术的发展，这样我们的地球资源卫星就一定会水到渠成。”

钱学森的话让童庆禧豁然开朗，他把目光从“造遥感卫星”转向“建遥感技术”，他的遥感生涯就此开启。

1978年，腾冲遥感试点项目正式启动，童庆禧担任空中总指挥，利用飞机机动灵活的特点，全方位观测植被、土壤、岩石、水体、人工建筑等各种地物。

试验期间，因海拔高、气候多变等原因，危险无处不在。有一次飞越高黎贡山，飞机突然遭遇强烈气流，急剧下坠，几乎撞上山体。化险为夷后，一位飞行负责人半开玩笑地跟参试人员说：“可得给老童打个招呼，我们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不要再加航次了。万一哪天摔了，大家都完了。”

腾冲火山地貌遥感影像，红色部分表示植被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腾冲遥感的空中试验工作历时50天，飞行46个架次，累计遥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拍摄胶片1100米，录制磁带90盘。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的航空遥感应用示范试验，被誉为“中国遥感的摇篮”。

但童庆禧清醒地认识到，“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此后，他推动引进并改装遥感飞机，主持建设中国科学院航空遥感系统。从论证到选型、从谈判到改装，前后跑了8年。1986年，两架高空遥感飞机飞抵中国。与此同时，童庆禧主持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建立了拥有14台/套遥感仪器的航空遥感系统，成为我国航空遥感系统的重要基础。

童庆禧与遥感飞机合影

来源 | 光明网

此后，童庆禧又把目光投向高光谱遥感。20世纪80年代，他和团队驾机穿行在新疆荒漠上空，从茫茫戈壁里“筛”出一条长五六公里、宽数十米的黄金蚀变带。进入21世纪，他又参与推动“北京一号”小卫星发射，为我国遥感事业从起步到走向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遥感技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这是童庆禧的毕生心愿。如今，年过九旬的他仍在学习AI、紧跟科技前沿。那双曾对准地面的眼睛，正望向更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