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另和他的女儿。

刘更另在国外访问农场。

刘更另(右)和好朋友刘守仁院士在一起。

刘更另(左一)带着学生下农田。

1954年刘更另在苏联留学时的证件照。

对刘更另来说，最喜欢看的风景就是长满庄稼的田地。

人物小传

刘更另，1929年1月29日出生在湖南桃源。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1959年获前苏联季米里亚节夫农学院副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土壤肥料植物营养专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经济网8月23日讯(本报记者 陈颐) 上世纪60年代，刘更另首次解决了水稻“坐秋”问题，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机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钾肥提高绿肥田稻谷产量，创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战略措施和技术；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锌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亚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90年代创造出“水平浅沟、沟坑相连、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解决了红壤地区旱坡地季节性干旱缺水问题，为发展林果业、草业，恢复植被做出了贡献，在北方，首次研究出板栗专用肥、栗蘑人工栽培和产业化。从1975年起，他先后在全国主要农业区布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长期定位实验，获得大量科学资料。

长期在农村风餐露宿做科学试验，多年下乡与农民在一起，培养出刘更另院士豪爽开朗的性格。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一套极为普通的老式楼房家中，80岁的刘更另院士身穿淡蓝色的衬衫，用带着浓郁湖南常德口音的普通话，津津乐道地向记者介绍他养植的各种绿色植物。“我的每一间屋子都能看到太阳，我的每一棵植物都茁壮生长，这里有充足的光和肥沃的土，土壤和肥料是植物的粮食。”

我要到农村去”

我出生在农村，学的是农业科学和技术，我要到农村去，用学到的农业知识为农民服务。”

我出生在偏僻的小山冲，是家中的独苗。我的家乡办过农会、闹过革命。我就读于国立第八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新华日报》，从那时起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48年，我考入了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当我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武汉时，我激动得流下泪水，在人们庆祝的欢呼声中不停地思索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我怎么办？怎样奋斗？怎样才能走在时代的前面？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有抱负的革命者，干出一番事业来？”

20岁的刘更另渴望新的奋斗里程，他的行动从改名字开始。1949年6月6日，武汉解放后的第20天，刘更另在去参加革命工作的路上就把名字改了。“我原来叫刘赓麟，名字改成刘更另，表面是将字体简化，我在内心想，我已变成另一个人，脱胎换骨了！”1950年3月，刘更另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毕业时，刘更另本可以留校，但从小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刘更另对农业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大学毕业时选择去革命老区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当时的河南开封农事试验场(现为河南农科院)。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刘更另用辛勤劳动赢得了去苏联深造的机会。

在苏联学习的4年时间里，刘更另如饥似渴地学习以土壤为基础的耕作学，并广泛汲取各种与农业有关的知识。“我的导师不仅教我国际上公认的试验方法，还使我懂得了观察的重要性。在苏联期间，除了西伯利亚，我走遍了苏联许多农村、农场和农业科研院所。”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1957年11月15日下午6点30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当时刘更另是莫斯科农学院留学生党支部书记，他站在第一排，亲耳听见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刘更另心潮澎湃，“毛主席希望我们学好本领，和工农结合，建设祖国。我出生在农村，学的是农业科学和技术，我要到农村去，用学到的农业知识为农民服务，发展农业生产。

心甘情愿下乡助农

刘更另从黑龙江五常县劳动锻炼结束后，来到湖南祁阳办起工作点，这一蹲就是28年。

1959年4月，“三十而立”的刘更另带着满腔热情和农学知识回到了祖国，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1959年6月，刘更另跟随农科院领导去西北考察土壤普查的开展情况，在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到之地看到的是粮食紧张的情况。刘更另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事情应该是培肥土壤、增加粮食产量。

在1959年8月召开的全国土壤普查汇报会上，刘更另发表了“关于农业土壤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农业土壤”的说法，突破了原来土壤学独立于农业之外的框框。他认为，土壤科学首先要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为粮食增产服务。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土壤学研究室应运而生，刘更另被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

刘更另再一次主动要求去农村。1960年1月，刘更另作为农业部下放劳动锻炼队的成员，来到全国闻名的优质大米产地黑龙江五常县。刘更另结合对浅层黑土、草甸黑土、北方水稻土进行考察，提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新思路。“五常的大米质量非常好，但是产量少，如何提高水稻的产量呢？”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东北缺水，适合种植旱作物。刘更另却在五常县劳动锻炼中看到了发展水稻的希望。他提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提高土壤温度、一个是充分利用光照时间。刘更另为此想出了晒田＋薄膜的思路，先插秧，再排水，后铺膜，当土壤的温度提高了，庄稼根系就会发达，产量也就提高了。刘更另虽然只在五常县劳动锻炼了11个月，但在后来的40多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忘记五常县的水稻增产问题。“前些天，五常县里又请我去做水稻产量的研究，我还是想再进一步采用这个方法进行试验。”已是一头白发的刘更另说道。

在东北下乡劳动锻炼的经历打开了刘更另心中一扇窗，从事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去农村做科学实践。当刘更另从黑龙江五常县劳动锻炼结束后，他选择到湖南祁阳办起工作点，这一蹲就是28年。

我们在那里买了一片丘陵地，建立了工作站，把20多亩丘陵地改成了水稻田。我的屋子就在水田边，天天一起床就去看水稻，我能看出水稻叶片7种颜色呢。我从实践中找到了问题，水稻缺钾肥，钾少粒少。

科学实验的结果只有被农民接受并运营到实践中才有价值。刘更另在给当地农民做施肥培训时，采用扑克牌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钾肥是老K,氮肥是Q,K比Q大。我这样一讲，农民就完全懂了。他们在买钾肥时，也在肥料口袋注上K字样。”当地农民通过合理施肥，水稻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刘更另如数家珍般说出这一组数字：“1960年，官山坪大队1000多亩水稻田平均亩产350斤，1961年提高到417斤，1962年564斤，1963年680斤，1964年达到740斤。”官山坪大队的增产事实，带动了祁阳社、区、县的粮食增产。刘更另的实验成果在湖南全省推广，他的工作站实验基地变成了湖南农业发展现场会。1964年，祁阳县推广17万亩水稻田，粮食增产了30%—50%。据湖南省6个地区不完全统计，那一年推广水稻面积295亩，增产稻谷3.6亿斤。

刘更另还解决了当地另一个影响水稻生长和增长的大难题。祁阳县的水稻土属于第四纪红色粘土，土壤中含磷很少，特别是在石灰岩地区，泉水中含钙较高，如果遇到干旱，土壤中的磷素被固结，来年种水稻，就会发生当地农民说的“坐秋”，也就是水稻插秧后不长苗，一直要秋天才生长。刘更另经过实践发现，无论干冬不干冬，只要插秧时施用磷肥作面肥，或用磷肥沾秧根，都可以防治水稻“坐秋”，每亩稻谷产量可以提高到400斤以上。

科技真知实践中来

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到生产前线去，那里有广阔的天地，那里有我们最好的奋斗场所。

种田不施肥，庄稼长不好。但是施什么肥、如何施肥，也得讲究科学。

刘更另又发现了施用磷肥的新问题。他分析说，“施用磷肥只达到了‘治标’作用，只有培肥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才能保证水稻高产稳产。”刘更另又一次在实践中找到了解决方法。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这种田里种植绿肥，特别是豆科绿肥很有效果。比如紫云英，不仅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有机酸和有机胶体，还可以利用其共生固氮作用，增加土壤中的氮素。找到了问题的结症，刘更另便带领乡亲们大面积种植了紫云英。事实证明，紫云英是使这种红色粘土生土熟化、磷素活化、泥团熔化的有效措施，刘更另用科学的术语称之为“绿肥治本”。他解释说，“通过化学磷肥和豆科绿肥的综合作用，在土壤里产生‘共生固氮’的过程，这就是采用农业措施，促进生物变化收到‘以磷增氮’的效果。这样一来，土壤的肥力就大大提高，为我们后来在湖南衡阳地区发展双季稻创造了有力条件。

万物土里生，全靠两手勤。刘更另从祁阳又来到衡阳，他走遍了衡阳当时的每一个人民公社。在衡阳的日子里，他从纬度和热量条件分析，认为衡阳地区宜于发展双季稻，于是根据客观实际，在施磷肥、种绿肥的基础上提出“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的新目标，一个新的“双季稻绿肥制”作为一种新的种植制度出现了。这一新的种植制度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1976年，刘更另又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议，衡阳地委接受建议，全区351万亩晚稻连续几年大增产，每年增产18.6%。1988年，衡阳晚稻从4.9亿公斤上升到10.8亿公斤，超过了早稻的产量。如今，以红壤丘陵低产水稻田为主的衡阳地区，逐步变成了湖南省盛产稻谷的地区。衡阳的稻谷面积占全省稻田面积的10%，稻谷总产量却占到全省的12%。刘更另对此总结说，“看来一个完善的农作制度，必须与当地的光温条件、土壤肥力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有一套完善的栽培管理和施肥制度。

在湖南，刘更另不仅为种水稻忙碌，他还在忙副业。为了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他在工作站附近的山上实验种茶叶和桔子。后来，刘更另突发奇想，在自己的家乡桃源养起了羊。他说，“农业生产是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和有机肥生产为一个整体。我想把畜牧业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现在农村劳动力太少了，很多人去城市打工了。人老了，就想给家乡做点贡献。”其实，报效家乡，是长期埋藏在他心中的一个心愿。

刘更另的想法得到老朋友的大力支持。2003年，远在新疆的刘守仁院士送给刘更另300只羊。“我留下28只母羊，其他羊分给农民，每家7只。这种湖羊具有多胎性的特点，一胎可生4只小羊。第一年，我那28只羊就生了110只小羊羔，由于没有经验，只存活了50多只。

刘更另开始转变思路，改进养殖方法。羊的成活率提高后，他及时把成功经验与农民分享。“我养羊慢慢养出经验了，去年生了40只羊羔，今年也已经生了20只，明年的计划是扩大羊圈。在我们家乡，一只羊可以卖1000来块钱呢！

对于这些年在农村的磨练，刘更另深有感触地说道，“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到生产前线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里有广阔的天地，那里有我们最好的奋斗场所。

迈上人生新征程

地处燕山南麓的迁西县成为刘更另继续从事农业研究的发展基地。刘更另看了各式各样的土壤、地貌、生态类型，决定在燕山地区办个工作点。

1989年，60岁的刘更另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退休了。

刘更另从来都闲不住。1990年，他在农科院成立了山区研究室，挑选了4个博士和4个硕士组建了一支精干的队伍研究山区农业发展。“山区穷，别人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我愿意。”刘更另说。

刘更另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地处燕山南麓的河北省迁西县成为刘更另继续从事农业研究的基地。刘更另在迁西县考察了7天，看了各式各样的土壤、地貌、生态类型，决定在燕山地区办个工作点。

迁西板栗好，还需增加产量。刘更另提出了“片麻岩山地栗园培肥技术及板栗专用肥研究”项目。通过研究分析片麻岩土壤营养成分和燕山山区气候特点，刘更另针对板栗优良品种结果盛期养分需求，提出合理的营养元素配比，研制开发出板栗专用肥，推广面积达15万亩，平均亩增产15.3公斤，增产幅度30%以上，累计增收9500万元。刘更另谦虚地说，“我只是开了一个板栗专用肥方子，比较简单，原来他们不太会施肥。”他的“栗蘑仿野生栽培”项目还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和唐山市市长特别奖。

1994年，65岁的刘更另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闲不住的他又有了新追求。他激情满怀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河北省燕山科学试验站”的建议书。1998年，试验站落成。2000年6月，刘更另在中国工程院立项，提出在燕山科学试验站进行“燕山地区水土资源特点及其分析”院士咨询项目研究。

2004年，在刘更另等5位院士的推荐下，国家发改委“优质板栗高技术产业示范工程”项目落户迁西，成为唐山市第一个在国家立项的农业高技术项目，带动了10万亩板栗标准示范园建设。

在迁西工作期间，刘更另先后为迁西请到了6名工程院院士和一名中科院院士，给县级干部和科技人员讲课、座谈并开展其他咨询活动。此外，他还邀请了36位博士、博士后和研究员，来迁西讲课、考察，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当地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省级项目16项、市级项目25项。

今年1月29日，刘更另院士以徒步登上迁西景忠山顶来过自己80岁生日。“那是真正的登山。”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80岁的刘更另身板健壮挺拔，眼睛炯炯有神，头脑清晰敏捷。“您的精气神这么好呀！您研究了一辈子的土壤肥料，您成长的营养是什么？”刘更另院士的回答把记者逗乐了：“我的土肥是‘三多一快’———吃的多、动的多、想的多，睡的快。”

谈及目前的生活，刘更另院士说，“我正在写回忆录。每年下基层的时间占全年的三分之一，我要跑到那几个基地去看看。业余爱好是下棋、动脑、想问题。其实，健康，很重要的是心态。一个人的身体决定人的生理、情绪，心态，习惯，一定要保持开朗的性格。

刘更另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农业事业，他去过许多乡村，为粮食的增产呕心沥血。但翻开他为数不多的照相册，却找不到当年在乡下劳动和做科研的照片。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们那时候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十分困难呀，没条件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