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静如烟，月轻似水，悠扬的小提琴淡淡地倾诉着，幽远、绵长。有谁相信，这份情趣竟出于一位院士之手，要知道，这双手与枯燥的工程图纸打了一辈子交道呀！谈起自己，刘院士得意地露出了小孩儿般天真的笑容：现在老了，年轻时的许多爱好都放弃了，那时可真是能说会唱哦，摄影、集邮算得上精通，帆船也能使上两手呢！

拜见刘老，已是晚上10时，他刚和两位老同事讨论完长江口建设的问题。刘老身材魁伟，精神矍铄，头发花白，浓眉下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言谈中流露出博学、严谨的学者风范。

刘老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他自己也一满月就领了洗。深厚的家庭宗教熏陶并不能阻挡他对真理的向往，1953年刘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从天津工商大学土木系毕业，正逢乱世，社会飘荡难宁，刘老谢绝了哥哥、系主任同去台湾的盛邀，留在内地，不久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建国后，刘老上下求索，广博撷取，终成一代宗师，历任交通部基建司副总工程师，交通部基建局副局长、局长、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厦门海堤工程、日照港一期工程、秦皇岛港煤码头三期工程……这些宏伟的工程无不留下刘老辛劳的足迹。刘老说，我这辈子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干过钢筋工、电焊工、木工、起重工，时间长了，竟与港口码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哪座码头兴建于何时，经过了哪些改造，有何运输价值，刘老都烂熟于心；哪座海堤属何地质，有何功能，有何特征，他也了如指掌。正是这份对水运事业深深的爱，使刘老对新一代工程技术人员的精神面貌极为担忧。刘老惋惜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工地上研究新技术、敢于承担风险的不多。话虽这样说，但他对年轻人的开拓创新精神还是赞叹不已。

院士一再重复，我就是爱干工程，一到工地再累我也不觉得了。现在退休了，有空他还是去。刘老爱工程胜过爱家。他的老伴儿半戏谑、半埋怨地说：“你的老伴儿应该是个港口。”是呀，老伴儿说，结婚50多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5年，他搞不清楚自己的三个孩子怎么一下子都长大了！刘老爱工程，忘了一切。他到杭州几十次却没去过西湖，到青岛200多次却没去过崂山，九江去了几十次到现在还没登过庐山！刘老爱工程，忘了身份。他常对同事们说，你们叫我刘总（总工程师）我答应，可工地上的工人叫我刘老，我就要发火了。我和他们不分彼此，一起吃、一起住，厦门海堤水下的石头我都一块块摸过。几十年了，他们都叫我刘济舟呀！

不知不觉，已临近子夜，谈及目前正在参与的工作———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二期工程，76岁高龄的院士丝毫没有倦意，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我们花了150亿元做了国外需400亿美元的工程！现在技术上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并不大，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长江口工程没有先例可循，规模虽然比不上三峡，但技术难度在中国水运工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虽然退休了，但刘老还是部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一些技术难点，还要请刘老参与论证。刘老不无遗憾地说，长江口二期完工后，真想退下来。现在是信息社会了，不调查乱指挥，只会阻碍年轻人成长。

关注现状、放眼未来，刘老语重心长地说：“中港集团等单位正在开发研制的抗腐蚀新材料能使水运工程实现‘百年大计’的目标。但各地在建设过程中一些项目投资缺乏长远目光，各种监督不到位等等却使这些目标大打折扣。有些工程论证不到位造成的损失一次就是几百万元、上千万元，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呀。

院士说着，喉咙哽咽，话音颤抖，他对水运工程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