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抗氯喹恶性疟在越南流行。美越双方部队的战斗力均因为疟疾的流行而受到极大危害。中国政府一方面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另一方面准备应对战火燃烧到中国的可能性。应越南领导人的请求，我国自1964年起开展了抗疟研究，组织力量研制新的抗疟药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较短时间内重点研究解决抗药性疟疾的防治药物、抗药性疟疾的长效预防药以及驱蚊剂等三个问题。由于出现了抗药性疟原虫，防治疟疾的常用药物大多已不能奏效，急需研制出新的能治疗抗药性恶性疟疾的药物。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草拟了一个3年研究规划，经专家讨论和有关领导部门审定后，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至5月30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并确定了这个3年研究规划。根据会议的日期，这项战备任务被简称为“五二三任务”，后也称为“五二三项目”。现有的资料显示，首次出现“五二三项目”的官方文件是1979年9月4日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文件(79)国药工字第387号，时间较晚，为便于理解，本书中均统一采用“五二三任务”的提法。

在我国开展全国大协作研究抗疟药物的同时，美国也在大力研究疟疾的防治问题。从越南战争开始到1967年，美军因为疟疾而退出战争的士兵比因战伤退出的还要多。虽然美军在战场上使用了头罩和驱虫剂等预防措施，而且也使用了大量抗疟药物，但效果都不佳。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大力防治士兵带回国内的疟疾;另一方面，美国成立了专门的疟疾委员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研究抗疟问题，尤其是寻找新型的抗疟药物。据《迟到的报告》所载，仅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alter Reed Arnmy Institute of Research，WRAIR)就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出版的《疟疾的化学治疗》(Chemotherapy of Malaria)一书提到，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在12年中，共筛选了25万个化合物。

五二三任务是中国为了抗美援越而进行的一项战备任务，该任务先后组织了全国上下上百家单位、上千人参与研究，并且是一项军队与地方大协作的科研活动。经过14年的研究，五二三任务获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比如“防疟片1号”“防疟片2号”“防疟片3号”以及从传统和民间的中药中分离到鹰爪甲素等抗疟活性成分，和对常山乙碱进行结构改造，不过鹰爪甲素的植物资源缺乏且性质不甚稳定，常山乙碱改造后也难以克服其致呕吐的副作用，因此难以达到临床应用的要求而影响其进一步的研究。此外，还研制了包括现在常用的数十种驱蚊灭蚊药物等。五二三任务的标志性成果是从传统中药青蒿中分离出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由于其在治疗恶性疟和间日疟中表现出的高效、速效、低毒和与其他抗疟药物无交叉抗药性，青蒿素的发现是五二三任务最为突出的科研成果。迄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成为国际上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的首选抗疟药，是我国医药科学研究者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目前，对五二三任务的历史研究尚不充分，对其在我国现代医药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也缺乏深入的讨论。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历史已有较多的研究，但也还留有许多不一致的说法。在实施五二三任务的过程中，各研究单位之间、研究单位与科研人员以及研究单位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在科研成果的归属与分享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五二三任务并将其置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对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厘清有关青蒿素发明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采集过程

五二三任务与青营素研发

采集小组的主要成员均为医学史专业的师生，在采集项目启动以前青蒿素的研发历史作为一个课题已经在研究，而且已经对研发过程进行了相应的资料收集。当时在众多五二三任务管理者与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了解到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屈指可数的发现。由于时代以及项目的特殊性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的很多档案资料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只有部分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在采集工程相关领导的支持下，青蒿素的研发历史采集工程得以开展。采集小组成员赴曾经参与五二三任务和青蒿素研发的多个单位进行资料搜集与挖掘，并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访谈总体而言，采集小组工作进展顺利，大部分单位以及个人都提供了帮助与之前进行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个人项目有所不同在做青蒿素研发这样一个项目的采集工程过程中，所牵涉的人物、单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比较复杂，而且经常会有不同的争议。虽然争议很多，资料相对不足，但是在各相关单位以及多位五二三任务的管理与科研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采集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人物口述访谈方面。口述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在经过多次、多人以及档案资料的相互配合印证之下相对翔实，同时，各方面的资料又使得本书内容丰富。许多老先生还向采集小组提供了他们保存的珍贵的工作日志本、实验记录本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资料等，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资料。

采集成果

本次采集工作我们尽力搜集了目前已有的各种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而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的介绍。

1.档案资料:参与五二三任务的相关单位的档案馆(如军事医学科学院五所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①档案室、云南省药物研究所②档案室、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档案室)保存的实验记录、各种官方文件、公函等。

2.保存在一些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个人手上的原始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李英教授、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吴毓林教授、原五二三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办公室工作人员施凛荣先生等)，相关人员工作日记、会议记录、实验记录、手稿、往来信件等(如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朱海教授、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章国镇、樊菊芬教授等人的工作日志和实验记录)

3.口述采访资料:对数十位曾经参加过五二三任务的科研人员以及担任过五二三办公室相关职务的管理人员等进行采访获得的口述资料，而且大部分人员是经过多次口述访谈而获得的资料，仅仅口述访谈资料就有数十万字。

4.原始论文及书籍:有关五二三任务科研成果的一些学术性文章，比如1975年前后总结的疟疾研究7个分册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一些学术期刊陆续恢复出版，以协作组名义或者以个人名义发表在《科学通报》《化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的一些学术性文章，此外还有一些专著和论文集等，比如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编的《张秀平教授科研成果论文集》，陈林编著的《抗疟药的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李英编的《青蒿素研究》和一些国外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等文献资料。

5.新闻报道:早期对青蒿素研发过程的一些新闻报道一直到最近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后引发的各种争论报道等。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的首次对青蒿素的报道，1979年《人民日报》对青蒿素获国家发明奖的报道，1992年双氢青蒿素获奖之后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报道，2011年屠呦呦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后的大量报道材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