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就有了四清运动。有的人认为校内运动对我教育力度不够，触动不大，于是1965年下半年，我被下派到山西武乡县涌泉公社白沟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白沟村位于晋东南，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非常穷困的小山村。搞四清对我无疑是个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同吃同住同劳动”没什么问题，我从来就不怕吃苦。只是武乡涌泉白沟村更困苦一点，比如一年到头吃粗粮，且没有菜吃，只有白盐拌葱下饭。难的是抓农村阶级斗争，对此我不熟悉，也无把握，我只想好好宣传党的政策，接待干群来访，多多了解情况，供领导决策参考。

白沟村干部群众生活都非常困难，也看不出有什么“四不清”问题，运动根本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三晋大地麦子半青半黄尚未开镰，后方北京已隐隐约约传来了阶级斗争的“炮声”。果然不久后工作组奉命回撤，时间约在五月中下旬之交，可能是5月20日。一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势下，“反动学术权威”自然是首当其冲。那时候39岁的我当“学术权威”还不够资格，只是参加学习，并被勒令不准离开学校，不准跟随革命群众外出串联。后来，生物系根据军宣队指示办起了土霉素工厂，我被分配去工厂劳动。

文革开始后，既不能搞教学，也不让搞科研了，我急得团团转。实在闷得发慌，我就用窗帘布绣毛主席像，绣得特别像，有几幅还被人家讨走了。后来还学过缝纫，当时我托人从上海买来裁剪书，认真钻研，先用纸，后用布裁剪，接着便上机缝制。我替大女儿做过棉大衣，给小女儿做过格子呢春秋装，给儿子做过茄克衫，而且样子新颖，穿着合身，连邻居大妈大嫂都啧啧称赞。

文革中大小批斗会、学习会非常频繁。我决定悄悄学日语，那时候兜里永远放着许多小纸条，上面抄满日语单词和句子，只要左右没人注意就拿出来看上几眼，别人批什么斗什么，一概充耳不闻。当然闹笑话的时候也有，或主持人点名让我表态，我就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或别人已退场，我还端坐如仪……通过几年努力，我就可以借助字典读日语版科技文献了。后来又在教育系张天麟教授指导下学习德语，终于掌握了四门外语。

文革期间，中华大地上除了核物理和急性传染病研究，其他科研基本上都停顿了，更不要提什么小啮齿类的生态生理研究了。在某些人看来，拿着国家工资去研究老鼠，岂不是吃饱了撑的。然而老鼠还是要研究的，比如说灭鼠除四害，比如说防治鼠疫。那时候我苦闷得很，于是恳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领导，准许参加他们的灭鼠拔源工作。因为以前的合作，他们表示热烈欢迎。驻生物系的工宣队也通情达理，破例开绿灯放行。

如此背景下，1973年开始，我连续四年，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在老乡家，生活虽异乎寻常艰苦，但增长了很多见识，内心比较充实。

四年里，我每年有大半年在边疆和野外度过，大女儿总说：“我爸一年到头老是出差”。给小女儿留下的印象是“我爸难得回家，一回家我总是觉得陌生”。而我自己认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经过那几年对鼠疫的调查研究，我基本掌握了鼠疫的流行规律和防治对策，并且对东北、华北各地的鼠类生态也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对我导师的自然疫源地理论，也理解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

科学的个性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尽管看起来，有时它会悖于常情常理———吃了千辛万苦，搞了四年灭鼠拔源，到头来却怀疑灭鼠拔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认为，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搞这项工作不值得。农业害虫长期防治经验表明，物种种群的动态和物种的死亡或新生，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采取正面进攻、人工杀灭的方法，往往会使种群繁殖更多和恢复更快。防治鼠疫最紧要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进行鼠间鼠疫流行病预报，以及切断疫菌与人接触的渠道和加强人间鼠疫的防治工作……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未从旧轨道上拐过弯来，我的上述看法明显是捅了大娄子。于是立刻就遭到了“上纲上线”式的批判，批判的主力军是基层鼠防工作人员。不过毕竟不是文革时代，我没被戴上任何帽子，实际上这种大规模的灭鼠拔源工作往后也就无声无息地停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出现人间疫点时，包括疫点本身和周围一定面积内就不需要灭鼠和围隔了。是否需要灭鼠，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态学对于害虫、害兽的防治对策，其实早有了许多宝贵经验、理论和方法了。可惜科学道理普及得还太少，作为生态学家，我觉得肩上有推脱不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