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王方定:在思想和精神上影响后辈

作者:叶娟      来源:《军工文化》2014年 第8期      日期:2015-07-07

王方定,中国核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自贡人。1953年毕业于四川化工学院。曾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顾问。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中子源。参与创建了一整套放射化学诊断法,广泛应用于核试验中多种项目测量。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采访中,我问王方定院士:“在您眼里,自己有什么缺点”。王院士哈哈大笑说:“你刚才说我儒雅、淡然、低调的优点,其实就是缺点。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种性格使我对社会的贡献局限在很少的方面,主要在科研、教书。到当选院士后,我很少去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等。我也不愿意去做官。自古从士到仕,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但我不擅长。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成为仕。可是,社会发展,需要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去为仕,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虽说是缺点,我还是保存了我这个缺点,性格里的东西也是改不掉的。文革后,我重返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边做科研,一边带学生,是我感到最幸福、也最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不但应该做,而且我还以为我会做的很好。”

八十岁后

我今年84岁,觉得人活到80岁后,看得更开,活得更自由。如果说以前会强制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现在不会了。现在所为,都是自然而然、发自心底,愿意去做的事情。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好我的回忆录,能回馈社会。让大家能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另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家庭。现在我的孩子们也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只能把这种爱放在下一代孩子们的身上。就我个人成长来看,家庭环境、氛围、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所以,现在我在家里自发、自觉地在思想和精神上去影响我的孙子辈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勤奋努力、敬业、与人为善、谦让、低调。

人年龄大了以后,就会特别想孩子们,希望孩子们能在身边陪着。这种感觉我以前还没有,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强烈。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我对孩子们的愧疚最大。

我的夫人是一位典型的东方淑女。这么多年,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向我抱怨,不给我任何压力。我去青海时,夫人刚刚生下女儿,还没满月。我记得,当时我跟她说我要去青海工作,她听后哭了。她哭,倒不是觉得自己委屈,而是觉得我要去那么辛苦的地方,担心我的身体。但她很支持我的工作,因为在她心底里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还要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从青海再回来探亲看女儿,已经是8个月后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在青海,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这段时间,央视一套在播出《国家命运》,每一集我都会认真看,又一次把我带回到那段光辉而无悔的岁月。

青海岁月

青海那段岁月,我还真不觉得有多苦,那个时候还年轻,困难都受得了。但再回忆那段岁月,留在记忆中最为宝贵的,是与同事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在那段岁月里存留下来永不磨灭的友谊。

那个时候,大家在青海围绕同一个项目、同一个目标,不计功名,团结一致。工作中没有矛盾,生活中自然也融洽和谐。大家在一起,吃苦时一起吃,高兴也是共同的高兴。当经过我们的监测得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两万吨、我国第一颗氢弹三百万吨的时候,我们共同欢呼,这是我们共同的辉煌。

正是在那段岁月里,让我明白,一个人要做一件大事,决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好的,永远是一个团队。但或许,最后的成就会反映在你一个人身上。其实,当时跟我一个实验室的同事们都是无名英雄,每个人都作出了贡献。只是我是研究室主任,最后贡献都集中在我身上,这也正是我为何不愿意去当选先生,或当选先生后我不是太愿意参加一些跟我专业无关的社会活动,我一直都以为这成就应该属于大家。我们之间的友谊,像在一个战场上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兄弟们一样,近乎骨肉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现在年龄大了,走动不便,就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联络。问候彼此的近况,也会共同怀念那段难忘而宝贵的岁月。

人一辈子有一个好朋友都很难,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交下来若干个好朋友。这是那段岁月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之所以有这般友谊,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大家都不计功名,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信念: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我们一腔热血地要为新中国的科研工作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我们那代人爱国、爱党的精神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已经植入体内。

孩童时代

我生在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母逃到上海。小学三年级以后又到了四川。整个童年都是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度过。那个时候就觉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人民翻身、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强大。对我而言,爱国、爱党的教育是在那个时代里潜移默化地沁入我心里,一直到现在。

我父亲是上海兵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父母对我的教育,更多是在一种家庭环境、氛围中对我的影响。父亲希望我能好好读书、为人诚实、谦虚谨慎。他对我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灌输给我。他经常回到家里跟我讲,他单位同事们里面某伯伯家里的哪个小孩子怎样懂事、怎样爱读书等等。我听了以后,就会觉得父亲也希望我跟他们一样,我就努力去做到。

我的母亲受我外祖父影响,她关心时政也热爱文学。记忆里,母亲总会带着我去看一些进步的话剧。比如《钦差大臣》、《太平天国》、《阿Q正传》、《骆驼祥子》等等。母亲还订阅一些杂志给我看。3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杂志叫《宇宙风》,我最初读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就是在那本杂志里读到的。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就为我买来大学的国文教本给我看。

受母亲影响,我大学之前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小说。三年级开始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到了初中我就已经开始读外国文学了。可惜的是,大学功课紧张就没时间再读小说,再后来参加工作就更忙。现在来想,读小说这个爱好在科研工作上,很难说对我有什么具体影响。但这个爱好,却扩展了我人生的阅历,使得我看很多问题能站得更高一点、更富有哲理一点。比如说看人吧,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把人只分为好人或坏人两种。我看待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们,觉得都是好人,没什么坏人。只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性格跟你合拍,有的人性格跟你不合拍。但跟你性格不合拍的人,也不能算坏人。品质和性格是两码事。这样就会帮助我不管跟谁合作,都应该去好好相处、共事。

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我外祖父就是一名医生,所以母亲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很希望我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医生,可以救死扶伤。但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选择化工专业,所以大学,我还是听从了父亲对我的建议,选择了化工专业。

大学时光

我最初对化工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觉得兴趣也都是培养出来的。即便是没有兴趣,一头扎进去也就有兴趣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如此。小孩子们都喜欢探索、研究未知的领域,慢慢培养都会产生兴趣。我上大学之前大多时间是在读小说、看话剧。到了大学后才开始接触化学实验,不像我们班上有的同学,在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实验了。好在我高中的时候受父亲的影响,对化学知识还是有一些了解。家里有很多化学专业方面的书籍,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翻着看了很多。

家中来来往往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从事化工方面的工程师,他们在家里探讨学术的时候,我特别爱搬个板凳坐在一边听,对我影响都很深远,所以大学里我的功课也很优秀。

大学里,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改变了我之前的单纯技术观点。大学之前,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是单一的,就是踏实做人、认真读书。上大学后,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在活动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说,开始从对知识的探索转化为对人的工作、做学生工作。就是在大学里,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书记,还被誉为“又红又专”。

结缘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大学毕业之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时的所长是钱三强老先生。那几年里对我的影响,一个是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知识,另一个就是在钱先生夫妇等老先生们的带领下,培养了我们良好的科研态度和精神。

老先生们对我们的培养是从基础抓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能专业,我们同届毕业的13个人里,各个专业都有。刚分配到科学院,研究所就把我们13个人送到北大物理系,跟大四的学生一起上课。为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当时北大物理系主任褚圣麟先生,到期末我们也要跟大四的学生一起参加考试。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学习的热情都非常高,考试成绩出来,我们13个人里有12个人考了5分(满分)。

经过一年的基础学习,我们逐渐转入到实验室。在实验室里跟着老前辈做实验、研究课题。前辈们那种对科学的迷恋态度和严谨、踏实、认真的科研精神对我影响至今。那个时候,他们为我们修改报告,逐字逐句地改。到我文革后再回研究院,我也带学生后,我把这种全心全意的精神带到了我的工作中。

重返中国原子能院

文革后,我重返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回来后,我一边作科研,一边带学生。在院里研究生部给学生上课,我发现,其实我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不但应该做,而且我还以为我会做得好。做教师带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做了30年。

我觉得带学生比搞科研更有兴趣、更起劲。科研成果,做完了就完了,可是带学生不一样。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学生们跟老师的情感都是很真挚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真情。学生一辈子都是我的学生,每年都会来看我。而且随着他们的成长会带给我不断的惊喜。这个学生今天跟我说做出了什么成果,那个学生明天跟我讲在科研上有什么创新等等之类。我听了以后特别满足和幸福,学生们在其成长路上给我不断的回馈,是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

对于现在我最想跟中青年科研工作者们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断代现象,已经被下面的一代接上了,而且接的还不错。现在40岁的那代人接60岁的那一代,我觉得接的很好,我们也放心了。我们不能拿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再来要求他们,什么不计功名利禄之类。只要他们安于现状,在国家为他们提供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下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就很好了。

(作者单位:中核华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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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定:在思想和精神上影响后辈

作者:叶娟 来源:《军工文化》2014年 第8期 日期:2015-07-07

王方定,中国核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自贡人。1953年毕业于四川化工学院。曾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顾问。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中子源。参与创建了一整套放射化学诊断法,广泛应用于核试验中多种项目测量。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采访中,我问王方定院士:“在您眼里,自己有什么缺点”。王院士哈哈大笑说:“你刚才说我儒雅、淡然、低调的优点,其实就是缺点。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种性格使我对社会的贡献局限在很少的方面,主要在科研、教书。到当选院士后,我很少去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等。我也不愿意去做官。自古从士到仕,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但我不擅长。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成为仕。可是,社会发展,需要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去为仕,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虽说是缺点,我还是保存了我这个缺点,性格里的东西也是改不掉的。文革后,我重返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边做科研,一边带学生,是我感到最幸福、也最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不但应该做,而且我还以为我会做的很好。”

八十岁后

我今年84岁,觉得人活到80岁后,看得更开,活得更自由。如果说以前会强制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现在不会了。现在所为,都是自然而然、发自心底,愿意去做的事情。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好我的回忆录,能回馈社会。让大家能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另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家庭。现在我的孩子们也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只能把这种爱放在下一代孩子们的身上。就我个人成长来看,家庭环境、氛围、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所以,现在我在家里自发、自觉地在思想和精神上去影响我的孙子辈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勤奋努力、敬业、与人为善、谦让、低调。

人年龄大了以后,就会特别想孩子们,希望孩子们能在身边陪着。这种感觉我以前还没有,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强烈。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我对孩子们的愧疚最大。

我的夫人是一位典型的东方淑女。这么多年,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向我抱怨,不给我任何压力。我去青海时,夫人刚刚生下女儿,还没满月。我记得,当时我跟她说我要去青海工作,她听后哭了。她哭,倒不是觉得自己委屈,而是觉得我要去那么辛苦的地方,担心我的身体。但她很支持我的工作,因为在她心底里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还要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从青海再回来探亲看女儿,已经是8个月后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在青海,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这段时间,央视一套在播出《国家命运》,每一集我都会认真看,又一次把我带回到那段光辉而无悔的岁月。

青海岁月

青海那段岁月,我还真不觉得有多苦,那个时候还年轻,困难都受得了。但再回忆那段岁月,留在记忆中最为宝贵的,是与同事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在那段岁月里存留下来永不磨灭的友谊。

那个时候,大家在青海围绕同一个项目、同一个目标,不计功名,团结一致。工作中没有矛盾,生活中自然也融洽和谐。大家在一起,吃苦时一起吃,高兴也是共同的高兴。当经过我们的监测得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两万吨、我国第一颗氢弹三百万吨的时候,我们共同欢呼,这是我们共同的辉煌。

正是在那段岁月里,让我明白,一个人要做一件大事,决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好的,永远是一个团队。但或许,最后的成就会反映在你一个人身上。其实,当时跟我一个实验室的同事们都是无名英雄,每个人都作出了贡献。只是我是研究室主任,最后贡献都集中在我身上,这也正是我为何不愿意去当选先生,或当选先生后我不是太愿意参加一些跟我专业无关的社会活动,我一直都以为这成就应该属于大家。我们之间的友谊,像在一个战场上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兄弟们一样,近乎骨肉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现在年龄大了,走动不便,就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联络。问候彼此的近况,也会共同怀念那段难忘而宝贵的岁月。

人一辈子有一个好朋友都很难,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交下来若干个好朋友。这是那段岁月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之所以有这般友谊,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大家都不计功名,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信念: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我们一腔热血地要为新中国的科研工作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我们那代人爱国、爱党的精神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已经植入体内。

孩童时代

我生在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母逃到上海。小学三年级以后又到了四川。整个童年都是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度过。那个时候就觉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人民翻身、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强大。对我而言,爱国、爱党的教育是在那个时代里潜移默化地沁入我心里,一直到现在。

我父亲是上海兵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父母对我的教育,更多是在一种家庭环境、氛围中对我的影响。父亲希望我能好好读书、为人诚实、谦虚谨慎。他对我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灌输给我。他经常回到家里跟我讲,他单位同事们里面某伯伯家里的哪个小孩子怎样懂事、怎样爱读书等等。我听了以后,就会觉得父亲也希望我跟他们一样,我就努力去做到。

我的母亲受我外祖父影响,她关心时政也热爱文学。记忆里,母亲总会带着我去看一些进步的话剧。比如《钦差大臣》、《太平天国》、《阿Q正传》、《骆驼祥子》等等。母亲还订阅一些杂志给我看。3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杂志叫《宇宙风》,我最初读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就是在那本杂志里读到的。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就为我买来大学的国文教本给我看。

受母亲影响,我大学之前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小说。三年级开始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到了初中我就已经开始读外国文学了。可惜的是,大学功课紧张就没时间再读小说,再后来参加工作就更忙。现在来想,读小说这个爱好在科研工作上,很难说对我有什么具体影响。但这个爱好,却扩展了我人生的阅历,使得我看很多问题能站得更高一点、更富有哲理一点。比如说看人吧,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把人只分为好人或坏人两种。我看待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们,觉得都是好人,没什么坏人。只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性格跟你合拍,有的人性格跟你不合拍。但跟你性格不合拍的人,也不能算坏人。品质和性格是两码事。这样就会帮助我不管跟谁合作,都应该去好好相处、共事。

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我外祖父就是一名医生,所以母亲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很希望我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医生,可以救死扶伤。但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选择化工专业,所以大学,我还是听从了父亲对我的建议,选择了化工专业。

大学时光

我最初对化工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觉得兴趣也都是培养出来的。即便是没有兴趣,一头扎进去也就有兴趣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如此。小孩子们都喜欢探索、研究未知的领域,慢慢培养都会产生兴趣。我上大学之前大多时间是在读小说、看话剧。到了大学后才开始接触化学实验,不像我们班上有的同学,在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实验了。好在我高中的时候受父亲的影响,对化学知识还是有一些了解。家里有很多化学专业方面的书籍,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翻着看了很多。

家中来来往往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从事化工方面的工程师,他们在家里探讨学术的时候,我特别爱搬个板凳坐在一边听,对我影响都很深远,所以大学里我的功课也很优秀。

大学里,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改变了我之前的单纯技术观点。大学之前,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是单一的,就是踏实做人、认真读书。上大学后,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在活动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说,开始从对知识的探索转化为对人的工作、做学生工作。就是在大学里,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书记,还被誉为“又红又专”。

结缘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大学毕业之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时的所长是钱三强老先生。那几年里对我的影响,一个是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知识,另一个就是在钱先生夫妇等老先生们的带领下,培养了我们良好的科研态度和精神。

老先生们对我们的培养是从基础抓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能专业,我们同届毕业的13个人里,各个专业都有。刚分配到科学院,研究所就把我们13个人送到北大物理系,跟大四的学生一起上课。为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当时北大物理系主任褚圣麟先生,到期末我们也要跟大四的学生一起参加考试。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学习的热情都非常高,考试成绩出来,我们13个人里有12个人考了5分(满分)。

经过一年的基础学习,我们逐渐转入到实验室。在实验室里跟着老前辈做实验、研究课题。前辈们那种对科学的迷恋态度和严谨、踏实、认真的科研精神对我影响至今。那个时候,他们为我们修改报告,逐字逐句地改。到我文革后再回研究院,我也带学生后,我把这种全心全意的精神带到了我的工作中。

重返中国原子能院

文革后,我重返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回来后,我一边作科研,一边带学生。在院里研究生部给学生上课,我发现,其实我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不但应该做,而且我还以为我会做得好。做教师带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做了30年。

我觉得带学生比搞科研更有兴趣、更起劲。科研成果,做完了就完了,可是带学生不一样。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学生们跟老师的情感都是很真挚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真情。学生一辈子都是我的学生,每年都会来看我。而且随着他们的成长会带给我不断的惊喜。这个学生今天跟我说做出了什么成果,那个学生明天跟我讲在科研上有什么创新等等之类。我听了以后特别满足和幸福,学生们在其成长路上给我不断的回馈,是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

对于现在我最想跟中青年科研工作者们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断代现象,已经被下面的一代接上了,而且接的还不错。现在40岁的那代人接60岁的那一代,我觉得接的很好,我们也放心了。我们不能拿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再来要求他们,什么不计功名利禄之类。只要他们安于现状,在国家为他们提供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下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就很好了。

(作者单位:中核华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