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勘察地球化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也是全球地球化学填图的5个启蒙者之一。

他发现国际公认的铜矿指示植物——海州香薷；他独自完成《中国地质词典》中地球化学勘察部分300多个专业词条的注释；他提出“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他是国际地球化学填图的三位主要倡导者之一。

刚刚迈入90岁高龄的他，有一个梦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全球地球化学研究中心在中国成立，看到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完成。”

结缘地学 开拓化探

如果从1950年开始计算，至今为止，谢学锦已经搞了整整61年的地球矿产勘测。回忆往事，他与地球矿藏化学勘测结缘，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家庭的原因。

谢学锦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与重庆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永利化学公司，做矿石分析工作，他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

解放战役前夕，谢学锦与其他4个同事一起给永利化学公司的厂长出谋划策，进行护厂运动。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在紧张的时刻离厂逃跑，他们接纳工人到厂内入住，并作出规定：不能离开工厂，否则就会被永远除名。

此后不久，南京地下党找到谢学锦，请他说服父亲不去新西兰参加太平洋科学大会。谢学锦的父亲谢家荣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时任南京矿产测勘处处长。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家政权变革的前夜，谢家荣如果在那时出国，会引起测勘处人心离散。谢学锦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协助父亲保护矿产测勘处设备、资料，反对迁台，迎接解放。

因为违反了当初不离开工厂的规定，解放后，他不能再回到永利工作。随后，被华东工业部调到父亲所在的南京矿产测勘处，继续从事矿石化学分析工作。

“那时，我父亲在美国《经济地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发现美国亚利桑那州圣曼努埃尔铜矿正在用地球化学的方法找矿，他认为这个方法将来可能很有前途，就叫我去试试。”谢学锦回忆说。

这一试不打紧，从此他的工作方向便从分析化学转移到地球化学找矿。1951年，28岁的谢学锦与南京地质学校教师徐邦梁共赴安徽安庆月山进行实地勘测研究。他们在借宿的老乡家中，用几张桌子和一些简单设备拼成临时实验室，利用德国人刚刚合成制造出来的一种试剂，测试出月山周边的土壤和水系沉积物中含有大量的铜元素。

这是国内首次运用地球化学的方法对土壤和水系沉积物进行金属元素的分析测量，成为中国勘查地球化学事业的起点。

在勘测中，谢学锦与徐邦梁还发现了铜矿指示植物——海州香薷。如今，这种植物已被国际上公认为铜的有效通用指示物。

因为工作出色，1952年，中国地质部成立后，谢学锦即从南京调往北京，参与创建地质部地球化学探矿研究室。1956年，他又被调入新成立的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1979年更名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任化探室主任。

思行合一 见证发展

作为中国勘察地球化学的奠基人之一，谢学锦见证并切身参与了中国地球化学探测的进程。

解放前，我国地质工作者仅有200人左右。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了地质部，地质研究工作随之迎来第一个高潮。然而，随着“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第一轮地质工作高潮很快走向衰落。

“那段时期，知识分子全都被搞得灰溜溜的，地质学家也不再提任何意见了，地质工作变成领导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直到‘文革’结束后，国内地质勘测的研究进展才稍有好转。”回忆起这段时间，他的脸上写满了遗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然而，因为要推行市场经济，国家对地质研究的投入也向西方模式靠拢，地质工作因为研究资金青黄不接，一直徘徊在低谷。

这个时候，谢学锦以往“敢作、敢为、敢言”的性子又冒出来了，他写信给时任地质部部长周永康，说明地质勘测正在遭遇资金困境，并提出“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的建议。

所谓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就是用化探的方法把全国“扫”一次。通过对河流两岸岩石、土壤剥蚀后形成的水系沉积物进行化学采样和分析，推断上游数平方公里的化学元素分布。谢学锦提出，把全国分为400个点进行采样，推断地面各种元素的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并获得39种化学元素的“全国地球化学填图”。

然而，很多科研人员对扫面技术能否准确地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量存有质疑。在计划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地质部原副部长张同钰极力支持计划继续实施。最终，随着1981年在河南找到大金矿，化探扫矿技术一炮打响，反对声音也戛然而止。

1986年，地质部开始实施“305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预计在20年的时间里，查明新疆矿产资源，为新疆大开发作准备。谢学锦再次提出“用化探的方法席卷新疆”。两年后，新疆地矿局以化探圈出的异常为基础，在西天山的阿希找到一个50吨的大金矿。这也是迄今为止新疆最大的金矿。

据统计，全国根据化探扫面提供的线索找到了1900多个有经济价值的矿，经济价值达1.4万亿元。而化探室一直都是找矿的“先锋军”，80%的矿藏的发现得益于化探的成果。

理论一小步，实践一大步。2000年前，化探方法找到的绝大多数是金矿，并且小型矿居多，经济价值约5000多亿元；2000年后，找到的矿藏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大矿数量却明显增加，价值达到9000多亿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谢学锦在1995年提出的地球化学块体理论。

如今，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仍在进行，成为地质部门唯一延续30余年的项目，“全国扫面”的战略部署也几度“升级”，区域全国扫面计划已从39种化学元素填图过渡到76种元素填图。

胸怀世界 愈老弥坚

时任新疆区书记的宋汉良曾说：“‘305’将才如云，但帅才只有谢先生。”

1987年，64岁的谢学锦与芬兰和挪威的两位化探专家在第12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期间，一起提出国际地球化学填图计划（IGCP259）：将全球大陆划分为5000多个160km×160km的方格，然后每几十万甚至百万平方公里采一个样本，总共采集5000多个组合样品覆盖全球大陆，分析其中71种元素含量的分布趋势，编制全球地球化学图。

“这也许是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了解周期表上几乎所有元素在全球表层分布的唯一办法。”

然而，许多勘查地球化学家不仅对这个计划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做法的可行性都提出质疑。对此，谢学锦与其他两位科学家组成3人研究小组，在不断采样与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讨论与辩论，最终使这个计划被国际地学计划（IGCP）采纳。

“计划推行以后，有100多个国家愿意参加，这让我们欣喜万分。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各国能提供的经费有限，有些国家的分析能力不达标。”谢学锦说。

通过分析样品，该项目在哥伦比亚发现多处大的金异常；在哈萨克斯坦，重新采样分析不仅把已知的大金矿指示得清清楚楚，还发现一些新的、过去不知道的异常。

1995年，IGCP259完成后，IGCP在此基础上批准了“全球地球化学基准”项目（IGCP360），该项目以全球几个国家为范例，进行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

2010年，IGCP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谢学锦在会议上做报告解释大盆地采样法。然而，国外专家很难接受，就此提了很多问题，并且要求看样本。他就带着他们从北京一路赶到江苏镇江，去看采样分析结果。

“我们在镇江采集了11个样品，作了一次分析，跟整个长江流域几百万样品的元素含量平均值都很符合。为了验证准确性，我们又作了一次分析，结果跟之前一样。我又打了深钻，对采集到的深部样品进行分析，还是很符合。”谢学锦说。

目前，我国地球化学水平世界领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进行76种元素地球化学填图的国家，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同意在中国建立全球地球化学研究中心。

2007年6月，谢学锦获得国际应用地球化学界的最高奖——国际应用地球化学家协会金奖。从1990年该奖项设立以来，获奖者仅有4人。

“2011年，因为国内有关部门审批程序的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建立全球地球化学研究中心的投票批准，将推迟到2012年。也许，我有生之年见不到全球化学中心在中国成立了，也见不到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出版了。我希望我的学生和后辈能够继续去做这个工作。如果能够完成，这将是继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化学元素周规律后又一件大事。”谢学锦说。

直面困境 勇对挫折

然而，谢学锦却因为过度忙碌而中风，发生脑梗塞。现在，他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不要用忧伤的调子对我说\人生不过梦一场\灵魂沉睡了就等于死亡\事物的本真并不像它们呈现的那样\人生是真实的\人生是热诚的\人生的目的地岂是坟墓……”

“这是朗费罗的《生命礼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走过充满痛苦，也充满欢乐的一生的时候，应该想的不要只是悲伤，也不要只是欢乐。”谢学锦说。

1941年，在浙江大学校读书期间，18岁的谢学锦对民主运动非常热心。他结交进步青年，与国民党三青团出壁报互相攻击；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公开响应《论联合政府》，并因此收到恐吓信。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依然被划为右派。

“划成右派以后，我还是照样工作。这个时候，大字报就贴出来说我：‘人还在，心不死，还想向党夺权。’工作的时候，别人还听我的安排，我还能得到安慰，如果不工作就一无所有了，就更痛苦了。所以我依然坚持继续工作。”

野外化学勘测总是艰苦与快乐并行。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谢学锦和队友在青海西宁的山里搞勘测。这个地方非常缺水，只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眼泉水，并且水里的镁和其他金属含量都很高，泡出来的茶都变成了紫黑色。即使是这样的水，每天一个人也只能分到一壶。喝了以后，所有人都拉肚子。

“拉到后来脸都发绿了”，回忆起当初吃苦的日子，谢学锦笑着说：“我们小组只有3个人不拉肚子。”

原来，在考察队从北京出发去青海的时候，在装箱的过程中把装着二甲苯溶剂的两个箱子落掉了，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只带了几小瓶。谢学锦到附近的医院买了一大盒活性炭。“每次实验做完以后，我就在废弃的溶液瓶里加上一大勺活性炭，然后猛一摇，扔在床底下，第二天，它就又变成绿颜色了。就是这样，我们用几小瓶的二甲苯溶液反复作了上百次的采样分析。”

“因为活性炭可以吸附金属元素，每次我在给废液瓶中放活性炭的时候，就顺便给自己和同宿舍的两个同事的嘴里也塞一点，所以，我们不拉肚子。但是我们坚决保密，因为如果告诉所有的人，大家一起都来吃活性炭，研究就没法做了。” 他笑着说。

地质工作随时会遇到挫折陷入困境，谢学锦认为要敢于接受失败，失败一次，可以从头再来，直到成功。

“现在，我国的科学发展势头很好，国家越来越重视科研工作了。科学很自由，百家争鸣。但是，科学界仍有一些浮躁情绪，仍有一些害怕说真话而惹麻烦的人。这是我们需要端正的。”他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2-01-01 A10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