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崇福回国途中顺道去芝加哥探访当年华中大学教师

1951年美国移民局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发布后，一些坚决要求回国的留学生和新中国政府一直都没有放弃回国的努力。留学生们通过组建爱国团体、召开联谊会、联名分别向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发公开信等方式表达了回国的意愿。但真正对事态的进展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谈判。

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都抓获大量战俘。虽然1953年停战协议签署后，通过交换战俘，美国换回了3326名“联合国军”战俘，但仍有大约155名美国公民滞留在中国，另有约450人失踪。1954年中方同意与美国展开战俘问题谈判。谈判中，美国希望释放所有在中国受到监禁的美国人，而中方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回国。经过艰苦的谈判，进展甚微。美国政府对100多名被限制离境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技术背景进行了评估，认为不会影响美国安全。1955年4月1日，国务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备忘录，建议释放这些学者，从而换取中方善意，以解决战俘问题。于是，超过一半的留学生被告知他们的离境限制被取消了，可以随时离开美国。这一示好举动换来了中方对等的诚意，释放了多名美军飞行员。

应崇福的离境限制也是此时被取消的，但他一时还走不了。首先是当时他对超声在固体中散射的研究正进行到紧要关头，必须等到实验告一段落；还有一条则是聘约问题。这四年来，应崇福从一个不列级的研究人员升到了助理教授（assistantprofessor），在实验室里越来越受重视，他的助理教授聘约要到1957年才到期，要想立即回国就要违约，必须事先与雇主达成谅解。另外，四年来打下的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也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应崇福曾经“忏悔”自己当年回国前的思想斗争：

我在1951年完成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论文，当时准备回国，准备中曾短期有在美国再留一年多做些研究工作的想法。提出准备回国工作后，临行前被美帝无理扣留，不许离开美国，便留在布朗大学做研究工作。对这项为美帝服务的工作却很卖力，得到所在研究室的一定重视。到1955年由于祖国对留学生的关怀，美帝不得不取消扣留的无理禁令。这时我却对回不回国犹豫起来，经过约一个月的思想斗争，才决定放弃贪图工作顺利、生活安逸以至忘本的想法，回到祖国来。临行前仍然为美帝卖力，在离开美国前一个月把一篇论文寄交美国期刊登载，又把行期延迟了近两个月，做完一项实验，并把匆匆赶出的实验数据，带到回国船上，在途中加工整理，在轮船路过日本时，把整理好的数据寄回美国研究室。

在布朗大学期间，我一直参加学校所在地的中国同学会，并担任几年的主席。这本是一个组织当地中国同学和中国工作人员文娱生活的组织，我却在1949年冬特别地在同学会里组织了一次给学校美国职员参观的中国美术品小型展览会，实际上是抱有中美友好的幻想。……

我在回国前还把手中一半的存款（一千四百元美金）存留在一个留住美国的中国熟人那里，当时还主要想将来中美总会恢复外交关系的，像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时期一样，我还可能再去美国一次，像新中国成立前国内一些学者一样，利用美国的实验条件再做些研究工作，再镀层金。

但无论如何，即便有过短期的犹豫，应崇福还是很快就决定要尽快回国，因为抛开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不说，他的家人都还在国内。他在布朗大学的好友王仁曾提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同在布朗大学工作的应崇福，他的夫人留在国内，在两年前就曾申请回国而得到美国移民局不准他离境的禁令，他也急于想回国。

既然决定了回国，那就要尽快处理手头的事情，实验要做，另外还要尽快与系里以及实验室沟通，协商解决提前终止聘约。丘尔先生诚恳地挽留应崇福，认为这里的条件更能发挥应崇福的才干，他留下对双方都有利，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可应崇福坚持自己的决定，一再提出离职请求。丘尔无奈，只得答应他，允许他9月里辞职。

1955年9月，应崇福离开布朗大学，却不料船期发生周折，他又等了两个多月，终于在11月25日由旧金山登上威尔逊号，踏上回国的旅途。应崇福坐的是三等舱，同船回国的留学生有郑文华、陈能宽、潘良儒、蒋锡夔、冯锡璋等人。船到香港之前曾在三个地方停留：檀香山、马尼拉和横滨，除在马尼拉被禁止登陆外，其他两处，应崇福等人都曾上岸游玩，在檀香山是周游全岛，在横滨则直接坐出租车去了一趟东京。

半个多月的路程，应崇福却没有闲着，他在路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将“超声在固体中散射”的论文修改定稿，寄给JournalofAppliedPhysicsC。他本人只做寻常事来看待，而且回国后也很少再有机会接触西方学界，根本没有料到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它是国际上超声散射研究的经典之作，是缺陷超声定量检测的基础理论。十余年后国际上逐渐认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其引用率也常年居高不下，据SCI统计，在发表四十余年后每年还有六七次引用。可以说，应崇福在国际超声学界的学术地位正是这篇文章奠定的。但应崇福本人在当时及之后的若干年内似乎都没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被问及为这篇文章他都做过哪些学术积累的时候，他笑言：“根本无所谓，就是我在《弹性力学》——我买的一本弹性力学书，我在上面抄的。”这当然是自谦之语，事实恰相反，他这篇文章，后来重要的弹性动力学专著均会加以引用。

他做的另一件事是给丘尔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虽然谢绝了丘尔的挽留，但他在内心还是感激丘尔的一番好意，觉得有必要就自己回国的原因向他做一番说明。这封信在三十年后又意外地回到应崇福手中，因此我们才得以看到它的内容。信的前半部分是一路所见所闻，后半部分才是应崇福所要谈的主题：

在这里，我表示一下，有些观点我愿意现在谈，是因为下面的原因。请你在不忙的时候、工作不紧迫的时候读这个附件。不需要再说，我是怎样不愿意离开你的实验室，因为在这里有你的指导和合作，我能让自己工作的每一分钟，都充满努力和辛勤。我在我的教授（博士导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在你的实验室里，永远会给我提供挑战，更重要的是，这个实验室能给一个人提供机会和发展。不需要再说，我是多么不愿离开你这样的合作伙伴，特别是我知道了你的人生哲学后，我更不愿离开你这样的伙伴。了解你的人生态度，是在你的家里吃到美味龙虾的时候，我为我们之间的友谊而感到欣慰。照逻辑讲，很少能有理由把我从实验室里吸引开。你大概知道，有一个国家叫中国，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此外，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亟待需要服务。我不觉得在这里每件事都很理想（恐怕在别处也不会），但是我也赞赏这个国家的许多东西。美国进步了，中国也要进步，人类总是要向高处发展。所以，我能够在美国服务就如同在中国服务一样。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能更有效地为更多的中国人服务。中国专家很少，致力于培养专家的财富也很少，更不容易吸引专家，而且有许多问题难以克服。如果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回去，不去面对许多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回到那个“上帝都禁止”的国家呢！并且，一个国家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来，整个世界就不能够有一颗安静的良心和一个持久的和平。

我希望上面的讲述不致于让你烦恼。我现在写这封信，因为我想说明，自己还没淹没在“竹幕”之前，把自己说清楚。在我消失以后，不会让你们误会，我说的这些是我自愿讲的，还是在竹幕里讲的。上述所有的语言，都是我真心话。也许，我有些太乐观了。即使是我知道这是太乐观了，我还是需要有这样的机会去冒一次险，去试一试，看一看。否则的话，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这样写，好像我是超人。事实上，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很容易，不是没流过眼泪。多少次我怀疑我的理由是不是太幼稚了？是不是放弃太多的东西而没有结果？（我已经放弃了许多，比一般人多得多。）虽然我知道，我一但决定了，我不会后悔。但是现在我有时候也会软弱下来。

我多么需要有你这样的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从上船后，我更清晰未来的困难。）如果像我这样在两个不同世界呆过的人都在犹豫着，那么在中国生活的人会怎样呢？中国人的整个一生，只用一种方法想问题，用一个角度看问题。我还是爱我的国家，同时，我也爱整个世界！我相信你和我能合作起来，在一个正常情况下，朝向一个好的愿望与和平！

在寄出这封信的时候，应崇福又回想起他坚持要求辞职的时候，丘尔先生曾表示将来一定要亲自去中国走一趟，看看究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虽然以后会有很多的阻隔，可两人依然觉得今后还是拥有共同的事业，在同一领域中努力奋进。但是，当应崇福回到祖国后，才深刻体会到这种阻隔究竟有多深，不同国家的科学事业在性质和组织方式上究竟有多么大的差别。1955年12月16日，这一天，应崇福终于走下轮船，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

（本文摘自《大音希声——应崇福传》 王传超执笔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