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友尚院士：“多出、快出成果，难拿诺奖”

著名生物化学家张友尚院士

他参与完成“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项目；他深入企业，创立生产猪胰岛素简便方法；他带领团队开发出单体速效胰岛素专利，可惜合成产业化却落后西方……

[谈“诺奖”]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当年没有获奖，我个人觉得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尽管中国科学家被国际公认为第一个完成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但毕竟是美国的一个实验室率先报道了胰岛素合成结果。第二，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一项大协作，论文的署名作者有几十个人，但诺奖不是给大协作的，而是给个人的

记者：“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一项引起世界关注的成果，项目负责人之一——钮经义院士曾获诺贝尔化学奖提名，但最终没有获奖。对这段“公案”有各种说法，有种观点认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中国科学家有歧视。您认为没有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张友尚：1966年，王应睐所长等人在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上宣布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成果，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1972年和1975年，杨振宁两次提出要为这项工作提名诺贝尔奖，但都被我国领导人拒绝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奖项，不应去申请。

1978年，杨振宁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过了没多久，王应睐所长收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来信，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这表明，瑞典方面已开始关注这个成果。那时，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对参评诺奖很支持，他认为诺贝尔科学类奖项是不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我们也应争取获得。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底，中科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请来一批学部委员，我们所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也都参加了。经过反复筛选、权衡，会议决定推荐钮经义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遗憾的是，最终他没有获奖。

关于其中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我个人觉得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尽管中国科学家被国际公认为第一个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但却是美国的一个实验室率先报道了胰岛素合成结果，虽然他们合成的胰岛素活力很低，也没有得到结晶。另外，西德的实验室也报道了合成胰岛素的成果，这样一来，把诺贝尔奖只颁给中国科学家的话，就显得不太合适。如果让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美国、西德的合成水平又比较低，恐怕还不够格。第二个原因，是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一项大协作，论文的署名作者有几十个人，但诺奖不是颁给大协作的，而是颁给个人的。当然，我们推荐了钮经义作为候选人，钮先生在胰岛素工作中负责多肽合成，但他是1958年才转行做多肽合成，如果只把诺奖给他，让他来代表整个大协作团队，似乎也不太合适。

我相信，中国科学家一定能拿到诺奖，而且远不止一次。但我们现在的科研环境有些问题——要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做热门研究，能发表很多论文，出成果很快，但要拿诺贝尔奖，就不太可能了，因为诺奖是奖给原创性研究成果的

记者：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引发了“诺贝尔奖热”。您觉得中国科学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奖吗？

张友尚：我相信，中国科学家一定能拿到诺奖，而且远不止一次。我觉得中国人其实很聪明，我们国家人口又这么多，从事科研的人也多，获诺贝尔奖的几率应该比外国更大。

当然，我们现在的科研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种体制环境，让科研人员不敢做很难的研究，申报的较难课题也常常得不到经费支持。现在的科研人员倾向于做“热门研究”，即国际上已经开始做的，做热门研究，能发表很多论文，出成果很快，但要拿诺贝尔奖，就不太可能了，因为诺奖是颁给原创性研究成果的。

另外，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因素，中国科学家其实已能拿到诺贝尔奖了。有两位过世的科学家，本来是很有可能获奖的。一位是汤非凡，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分离出了沙眼病毒。西方人对沙眼研究了200多年，也无法得知这种疾病是怎么传染的，汤非凡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为沙眼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后来科学家认识到，沙眼病毒是一种新的微生物品种——衣原体，因此汤非凡的工作对微生物分类也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1958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自杀了。

另一位中国科学家郭可信，他是我的校友，也是浙大化工系毕业的。他发现了多种准晶体，在该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研究。2011年，以色列科学家谢赫特曼因发现准晶体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郭可信已在2006年去世。一项诺奖最多可以给3个人，如果郭院士在世，是很有可能共享该奖项的。

[谈“杨振宁之问”]

改革开放后我们生化领域的世界级成果反而少了，原因是我们如今过多地追求成果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力度还不够

记者：几年前，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前院长裴钢院士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杨振宁问过他一个问题：你们生化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么困难的时期做出了“人工全合成胰岛素”这一世界级成果，改革开放后，世界级成果却为何没有了？对于这一“杨振宁之问”，您怎么看？

张友尚：改革开放后，上海生化所也曾取得过重大成果，但我国生化领域的重大成果确实在解放后的前30年出现得比较多，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比较少。当然，最近30年也有高质量的成果，比如交大科研人员发现了DNA能被一种金属修饰，这是一项世界首创，但除此以外，让我印象特别深的研究倒是没有了。

至于原因，我认为和我们如今过多地追求成果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力度还不够脱不了关系。做原创性研究要冒很大风险，很可能失败，或者短时间内出不了成果。正因为此，目前在我国很难为原创性研究申请到科研经费，而热门研究则比较容易得到资金支持。

我觉得这种偏向应该得到纠正，我们应该对冒险的创新研究给予更大的支持，在注重成果数量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质量。要鼓励科研人员独立思考，自由选题，谁有了好的创新设想，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觉得基本可行就应该支持。这些设想一旦动手做起来，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如果不做，肯定不会成功，原创性成果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谈养生]

我坚持游泳，现在每隔一天游泳一次，每次40分钟左右，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

记者：虽然已87岁高龄，但您的身体、精神状态都很好，还每天到单位工作，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友尚：这可能和我坚持游泳有关吧，今天早上我还去游泳了。我现在几乎每隔一天游泳一次。我在长沙雅礼中学念书时，学校的游泳池免费向学生开放，我就喜欢上了游泳这项运动。进入浙大后，学校里也有游泳池，浙大校长竺可桢就是位游泳爱好者，我也经常去游。后来在我40多岁时，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附近建了游泳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去游泳。

现在，我每次能游40分钟左右。游泳对身体非常有益，而且不太费力，特别是仰泳，不像跑步，时间长了老年人容易呼吸不畅。我患有骨关节炎，走路时间长了，关节就会疼，所以也不适合跑步、走路这两种锻炼方式。游泳不需要关节支撑，而且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

记者手记

思考“杨振宁之问”

杨振宁曾问过裴钢院士一个问题：你们生化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么困难的时期做出了“人工全合成胰岛素”这一世界级成果，改革开放后世界级成果却为何没有了？在采访张友尚院士时，我把这个“杨振宁之问”抛给了这位生化所的老科学家，他的回答是：中国科学界如今过多地追求成果的数量，忽略了质量，由于原创性研究很难获得资金支持，研究人员更喜欢“跟风”做热门课题。

我觉得，张先生的回答是切中肯綮的。这两个月，为了写好关于他的报道，我翻看了不少介绍当年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的文献，惊讶地得知，该课题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当时，中国科学界提出不能满足于做外国科学家已经在做的课题，而是要做开创性研究。诚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种观点带有极左思潮的影响，但胰岛素的成功合成，也表明它包含着合理的成分——那是一种敢于做开创性研究的魄力。要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人工全合成胰岛素在许多西方知名生物化学家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但中国科研人员在实验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敢于白手起家，向世界难题发起冲击。这种精神，不值得如今的中国科研人员，乃至各行各业的国人学习吗？

因此，就像张先生所说，“我们应该对冒险的创新研究给予更大的支持，要鼓励科研人员独立思考，自由选题，谁有了好的创新设想，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觉得基本可行就应该支持。”总之，在基础科研领域，外部环境应变得更为宽松，高校、科研院所不要用很多量化指标“逼”着研究人员快出成果；政府部门应拿出更多的资金去支持一些高质量、但也带有冒险性的原创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催生出一批可以获诺贝尔奖的重量级成果。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导演重点演绎了“四大发明”，因为那是中国的原创性科技成就，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四大发明”固然值得国人骄傲，但那已属于过去，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如何为世界做出新的开创性贡献？